中美的矛盾是基本性的，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只會愈來愈惡化，弛只會是一時的。所以我預期2019年樓價的跌幅將會擴大。
有個圖表派的分析師認為，樓價很有機會會跌掉03年以來的升幅的一半。不過，現時的形勢與97年並不一樣，不可能再出現同樣的跌幅。
我希望在這次土地大辯論之後，大家會對以下兩個問題取得共識。
今次港息上升周期將會是有秩序的，不會出現如2005年時本地息口不斷追加的情況。在這情況下，股市和樓市所受到的影響不會太大。
近年，受樓價屢升不跌的影響，社會對新加坡模式趨之若鶩，林鄭從善如流，推出「娥六招」呈現新加坡身影，銳意擴大資助置業。可是依樣葫蘆只有其形不具其實。
石禮謙指出，房屋問題不是居住環境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問題不是香港土地缺乏，而是政府要用心地關心市民，令社會分享更公平。
你會話：你沒有一個富爸爸，哪有錢供樓？我想講：買樓未必等於供樓。
香港的房屋困局，正是由於過去一段時間，覓地建屋受到泛政治化和充滿猜疑的干擾，寸步不讓的吵吵鬧鬧。
過去，市場有個說法，「十個牛皮，九個淡。」交投一少，急於套現的業主就只能靠減價來作競爭，導致價格拾級而落。但今天的業主，即使有放盤，亦不肯減價。結果，交投雖然淡靜，但價錢並不見有明顯的回落。
中原只不過是中介，竟然可以有能力替新樓買家做高成數按揭（又或另外找到金主），由比可見，賣樓的佣金是何等豐厚，老C亦早已話過，羊毛出在豬身上，誰是豬，誰知道。
歷史的進程令新界土地變成為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無論官方民間，如果繼續在原有的範式下思索新界土地利用的問題，恐怕只會不斷在死胡同裏兜轉而無從覓得出路。
新界是歷史的產物，新界土地問題的形成有其歷史淵源。要處理新界的土地問題，首先要認識新界的歷史。
要在短期內紓解房屋短缺，香港只須撤除現有規管關卡之一，就是為公營房屋開放出租市場，可立即大為紓解供應短缺的困局，而此舉並不妨礙覓地建屋，但若不從速進行，房屋短缺問題勢將愈趨惡化，難望好轉。
內地近年盛行把二房東的業務企業化，規模化。一些發展得快的機構三數年裏已收了逾十萬套房子，再分租出去，賺取租差。內地稱這種業務為長租公寓。
土地不是決定一切，不過不解決土地問題香港的樓市就仍然會好閉翳。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在其個人網誌撰文，就土地政策提出四項重點。筆者看過任志剛的四個論點，感到這位「金融沙皇」的樓市知識真是「有限公司」。
若各位讀者有意投資海外市場，或要賺些英鎊，用於將子女送往英國留學（「以房養學」）等，不妨投資英國樓市。
除了新的市場需求，一些新的物管課程和相關的專業資格也使這一行更爲專業可靠，而且開始有一套統一的標準供行内參考。
居屋可以仿效公屋機制，設置輪候冊嗎？輪候冊相比抽籤的最大好處莫過於其確定性──申請人士對於輪候時間、何時上樓有更清晰的概念。
人民安居則社會穩定，這是新加坡政府管治成功的經驗。香港有可能像新加坡那樣，做到「居者有其屋」嗎？
新加坡青年人結了婚，便可優先擁有資助房屋；這政策是不是很有效地鼓勵青年人早婚呢？
我們不可能期望一手市場可以作為樓市的火車頭，繼續帶領樓市節節上升。
我直覺上認為，今次財仔幕後金主追數，最終會令到樓市爆煲。
新加坡超過八成人口住在政府組屋，其中九成擁有他們居住的單位。近年落成的組屋，設計之豪華、售價之低廉，超乎港人可能想像，港人只能艷羨。
香港房屋土地既患寡亦患不均，大規模填海雖然可以解決「寡」的問題，不過還要推行適切的房屋政策，才能解決「不均」的問題。
公眾諮詢不應是政府與市民溝通的唯一渠道，筆者希望政府將來的政策若符合以上三個原則之一，就應多考慮公眾諮詢以外的解決方法。
或許政府不願見居屋流失，新猷變相與出租公屋看齊，轉手居屋奇貨可居，實自相矛盾。
所謂「買得愈大，慳得愈多」，在折扣高的情況下，只要負擔得起，似乎買市區居屋、以及較大單位，得益較大。
要是有一天香港政府終於改革公營房屋出售計劃，我倡議應以新加坡模式為藍本，再加以優化。與其採用分租形式，不如推行工資等值或租賃安排，有關改革其實比想像中容易。
香港以前沒有限售政策，因為沒有需要，但是時移世易，炒風熾熱，不限售不足以達到保障香港市民「置業安居」，願望行政長官急市民所急，下決心，行新政，遏制地產炒風，造福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