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今天》的誕生，是地下文壇載着一群少年的夢想，頂着泥土拼命地向上生長，讓朦朧詩歌終見光芒。
本屬遊戲文章的「食經」大受歡迎，六個月後文章結集印行單行本發售，一紙風行，為香港美食評論奠下基石，「特級校對」之名不脛而走。
歷史要從多角度比較印證，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近年的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宋代在香港的足跡。
歐洲教堂一般歷史悠久，收藏很多珍貴文物，其中有很多跟宗教有關的聖物和富翁收藏的文物，由此「化私為公」，對公眾開放，並具備研究、展示、收藏等功能，逐漸形成今日博物館的基本功能。
我暗暗告訴自己，老矣！我必須儘早把這些師友書信編印出來，如果任其流失、湮滅，則豈止憾惜，直是罪過。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錢穆在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
楊衢雲百年祭後，事跡漸為人認識，得到熱誠的關注。香港的傳媒也表現出或濃或淡的興趣，但一般市民還未認識這位早年在香港長育，學兼中西的傑出人物。
《黃曆》裏，對日子吉凶的注釋，有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和閉等「十二值位（日）」（又稱「建除十二神」）。
《射鵰英雄傳》面世多年後都沒有人看穿故事真正主人。金庸在新版內再給大家提示，由張十五直接說出一個宋朝奸臣太監名「梁師成」，與蔡京、童貫、王黼、李彥、朱勔被當時人合稱「六賊」。
知音知己之情是一種欣賞、慕悅、關懷之情，是一種願意分享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和感情具有非常明顯的雙向性和互通性。
從左宗棠的故事裏，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維方式，讓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歷史。
中華書局在書展期間，推出了一本《神聖與禮儀空間：香港基督宗教建築》，作者分享了多年來對教堂的觀察和研究。此書應是第一本以香港教堂為主題的書，介紹的建築物包括有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東正教。
錢穆燕大的學生曾回憶：「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他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常有輕鬆的妙語、警語，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
藝術創造使我們對「人」的追尋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洞壁上大大小小的顏料手印，令我們可以首次與古人類進行某種心靈上的交流。
梁林因「五台山圖」與敦煌文化結緣的故事外，被譽為「敦煌的守護神」的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早已認識梁思成和林徽因。
謝纘泰未發表所著《中華民國革命秘史》前，已曾一再在英漢文報紙上，叙述衢雲事迹，並籲請將衢雲遺骸移葬國內。
德．維特之死，正正是從文明回歸野蠻，才智約化為動物之軀，英明驟降為渣滓的沉重表現。
2011年，國際足聯曾頒布禁令，禁止英聯邦球隊作賽時穿上紅花刺繡的球衣悼念陣亡將士，認為此舉可能冒犯德國朋友。中英外交也曾因虞美人和罌粟花同屬一科引起爭議。
莎士比亞的作品是無限的歷史寶藏，也可以折射現實。他筆下伊利沙伯時代的羅馬天主教徒叛亂和21世紀的恐怖事件有何分別？
我有朋友高姓黃，他們自我介紹時，有時卻會說成「江下黃」，但黃字拆開來是「廿、一、由、八」，怎會與江字扯上關係？
若不有「輔仁文社」多年組織，先伏力量，豈能於興中會在港成立後，短短數月間，便可發動革命軍事，圖襲廣州。
社員積極參與扶輪社的活動，增加對社會不同層面的服務認識，同時也拓闊視野，學習到許多管理知識及人際交往的相處技巧，扶輪精神薪火相傳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香港海港扶輪社月前慶祝創社31周年，慶典假座銅鑼灣富豪酒店舉行。五位創社元老早前接受本社專訪，暢談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創立海港扶輪社及社員之間的軼事。
丘處機的西遊路線與唐朝玄奘有重大分別，丘處機在蒙古人控制的領土下進行，因此可以借用蒙古人經營了多年的草原之路，以馬車代步，這是玄奘時代沒有可能發生的。
知道金庸喜歡影射身邊事物同用調轉做啞迷，「鵰」不是毛澤東的「只識彎弓射大鵰」所指的成吉思汗，而是指美國這隻大鷹。
金庸在《新晚報》和《商報》寫小說，雖然不是時事新聞主編，他已經用過人才智在小說內寫社評，確是絕頂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