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李活道的名稱，顯然帶有不少神秘色彩。不但對於所欲紀念者到底是何許人所知不多，就連以此命名所欲何事亦知之有限。坊間更不乏按字面推斷之說，甚至指是因當年該處生長了不少冬青樹（Holly）之故。
孫中山當年往返於中港澳三地之間，這些史事和史蹟都是互有關連的。時至今日，澳門有不少地方留下孫中山當年活動的史蹟。
上星期還在聽「香港書神」許定銘講早年到旺角覓書的故事，當時我們不約而同提到德仁書院牆邊這個書攤，幾天後我就從藏家那裏收到這張老照片，真是有緣！
洪承疇降清主要原因非莊妃獻身，而是深思熟慮後認為投降可以再展抱負。兼且兵敗被俘，即使逃回明朝，面對刻薄寡恩，喜怒無常的崇禎帝，會有什麼好事呢？
1943年前，傅秉常長時間在立法院和外交界服務。傅秉常與伍朝樞、孫科關係尤深，一生仕途起伏進退，亦多與兩人有關，故本書討論伍朝樞和孫科亦較詳細。
論者一般甚少談到傅秉常與香港的種種關係，而這一部分卻是傅秉常研究的重要一環。本書嘗試根據各種原始資料，填補這一缺門。
筆者希望透過這部傳記，探討傅秉常這位具香港背景的粵籍社會精英，如何參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由此反映香港在中國近代化中所擔當的角色。
當年念近代史，「九·一八」事變已如烙印般，鑴刻心中。想不到，多年後，竟然有機會來到瀋陽，踏足在這個地方。
洪承疇（1593 – 1665）是明末清初的大漢奸，也是建立清朝的大功臣。幾百年來已成定論，但很少人留意到滿州人的覆滅，早在洪承疇的計算中。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水月宮經歷過兩次重修，破壞了原來一些特色，2010年獲古諮會確定為三級歷史建築。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
張亮認為，欣賞藝術不一定穿西裝打領帶，正襟危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藝術表演方場地，而大館正為藝術走入民間而努力。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羅香林認為，研究是一個生命，由內到外，由近至遠，一一分析。香港的名稱由來，乃至石排灣、張保仔、魔鬼山、大埔等等，這些地方的故事和歷史，都由羅香林一一補白。
從小，教科書一直強調，香港開埠以前是一條不知名的小漁村，這大概是我們集體回憶裏完全相同的標準考試答案。然而，若只是小漁村，為何數百年間西方國家一再嘗試攻佔香港不同地域？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法國政府去年在70號山頭豎立紀念碑紀念加拿大陣亡將士，名單之中第一次出現華人姓氏，引起各方好奇。經過一番努力，終於確定Frederick Lee是加拿大華人Chong Lee的兒子。
後起的現代大國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之外。除了十九世紀末從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菲律賓之外，沒有在「東方」參與過殖民地的爭奪。
正所謂「兵不厭詐」，我們不難為信玄瞞着所有人找到可行的理由，例如有戰略的考慮等等，但這裏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想想：其實信玄並不想立即與信長為敵。
西方朋友對中華文化的欣賞，有時候反比我們更懂更深入，不禁讓人汗顏，是時候多花時間發掘自己的寶庫了。
早年東華的籌款方式主要是總理捐獻和沿門勸捐，後來籌款活動五花八門。為配合東華三院邁向150年的大日子，東華三院即日起至明年3月底展開「籌募文物」徵集計劃，邀請市民捐贈與東華三院籌募活動有關的文物珍藏。
自從有了現代科學技術以後，我們所謂的現代大國的影響力，就不再是算術級數的增加，而是幾何級數的增加。
假設沒有新界，港九只是個彈丸之地，天然資源有限，發展空間受制，很難獨立生存。
家族史是近年新興的研究範疇，梁啟超家族人物眾多，各具特色，有的還可獨立出來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對象。
丁新豹：「很多人以為特區政府沒有重視保育舊建築，其實拆卸舊建築最多是上世紀80、90年代。」
香港真是歷史處處，很多地方都頗值得遊覽。西貢與大嶼山東涌有很多宋代的歷史足跡。
惠特之演說及簡介中國女哲人，我們其實大都可以同樣廣查資料；聆聽之際感到欣賞，其實也在怪責自己素常忽略了中國的「女諸生」。
《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啟示》一書探究了博物館展覽與政治運動的關聯，分析了政府如何使用展覽達至政治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