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幾周討論TSA（或曰BCA）不是為了堅持什麼、反對什麼，而是其中牽涉的大問題，也是有關教育發展的大方向，是教育專業的大是大非，不容含糊。大概涉及四大類問題：一、對於TSA的討論，是政治勢力的攻守戰嗎？是支持與反對的博弈嗎？二、TSA的概念，是為了解香港總體的學生學習狀態？還是要監控個別學校甚至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況？三、考試、測評，是學生學習的關鍵要素嗎？學生個人的發展，就是他們語、數的學習成就嗎？即使是語、數，TSA的監控就是改進的良方嗎？四、EDB一再強調，必須堅持全人口的測評，而不能採取抽樣研究；而且認為因為2015年的風波，已經失去了整年的數據。本文談這第四點。
許多人對此大惑不解，既然說是研究，又說是沒有風險，為什麼不能抽樣？有些辦學團體、也有些校長歡迎TSA非抽樣、全人口的測評；也就是說拿到每一所學校、每一個學生的測評數據。這種看法，與恢復「升中試」，再加設一個「小三試」、「中三試」沒有多少分別。
全港訊息 各校自為
TSA（原來就叫做BCA），是經過抽樣研究，得出全港的總體成績──包括全港平均與高低分布；而各校可以在網上取得工具，測評自己的學生，與全港總體成績作出比較，知道自己學生的相對程度。主動權在學校手裏、也在辦學團體手裏。相信大多數學校都會想知道自己學生處於什麼水平；而每所學校的取態可以很不一樣。這樣，TSA就可以幫了學校的忙，也幫了辦學團體的忙，這是政府應該做的。
每所學校會有自己的辦學政策，對於TSA成績給予怎麼樣的重視，對於TSA成績採取什麼措施，都會很不一樣。比如說，有些學校，學生程度素來頗高，TSA的參考價值就比較低，學校也不會花太多的精力去研究TSA。又比如說，有些學校，學生學業程度素來頗低，學校覺得在此階段，增進學生對生活與生命的信心，遠比提高學業成績更重要，等等。
這與教育局根據TSA全面測評的結果，或敲門、或提醒、或暗示要求學校改進，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在香港的教育制度裏面，政府扮演什麼角色，政府把學校看成什麼，結果會很不一樣。把學校看成是純粹的下屬機構，學校就會成為政府的工具，教師成為聽命的步兵。
相反，假如學校被尊重為自主的專業機構，有自己的方針、自己的策略，教師就是有頭腦的將軍，政府的功能就是成為支持學校的平台。後者，就是香港素來賴以成功的「校本模式」，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也是在國際場合中香港政府的代表自豪地向人家介紹的。
那麼，為什麼在TSA這個問題上，卻忽然會堅持全人口測評。唯一的解釋，是政府中人沒有深思熟慮，就中了「大數據」的誘惑。也就是說，政府很有意思要掌握學校和學生的全部數據，掌握得愈多愈好。
難免要回到PISA（國際學生成就研究）與TIMSS（國際數學及科學趨勢研究）的討論。PISA一直由香港中文大學的何瑞珠教授主持。最近一次是2015年，去年底剛好公布結果。筆者曾為2015年的諮詢委員會主席（因為原來的主席盧乃桂教授離港）。聽過教育局要求何教授交出學生和學校的「身份認碼」（identifier），也就是要知道每一份數據來自哪一名學生、哪一間學校。在會議上，筆者就提出，這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不可能要求研究者把數據的來源交給第三者，這是任何研究的基本操守。之後的討論，筆者沒有直接參與，只知道2018年的測試，教育局不再委託何教授，而是公開招投，條件是要交出「身份認碼」。
之前，教育局也曾經四處游說，試探其他學術機構能否接受交出「身份認碼」的條件，其他機構都感到為難。結果是同是中文大學的侯傑泰教授獲得主持權，而侯授則認為交出「身份認碼」並無不妥。
同時，諮詢委員會從此直接由教育局主持，這等於是一場「政變」。在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事件上，做出如此原則性的變動，到底是為了什麼？
國際慣例 數據保密
PISA是抽樣的研究，3年一輪，每次的學生都會不一樣，拿了「身份認碼」有什麼用？筆者曾經問過有關人士，為什麼如此緊張要取得「身份認碼」？答案是可以作「追蹤研究」；其中的關鍵就是可以與TSA的結果連接。於是恍然大悟！原來教育局的打算，是以TSA作為教育「大數據」的基數，然後其他的學生成績就可以以個人為單位，作追蹤和比較。
侯傑泰教授曾經說過，政府掌握數據的「身份認碼」，是其他國家的慣常做法。我們的同事用了一封非常詳盡的信，詢問了參加PISA與TIMSS國際比較研究的國家；結果，在接近40個國家之中，幾乎所有都表示教育部無權取得數據的「認碼」。典型的答案是「只有主持PISA與TIMSS的團隊可以看到學校與學生的認碼，沒有其他人，包括教育部可以看到」（來自一個南歐國家）。例外的是阿爾巴尼阿、馬來西亞與泰國，馬、泰說教育部有權取得全部數據，不過至今從未發生過。
讀者也許最有興趣的是新加坡和上海。新加坡的PISA和TIMSS研究，由教育部一個團隊主持，但是學校與學生的認碼資料，不准流出這個團隊以外。
上海PISA主持人的回覆（徵得同意在此引用）：「我們上海始終對學校和社會保密，所有看到測試成績的人，從部長、市長到工作人員都簽保密協議，政府也從來不問每一所學校和學生的具體情況。我們不想再排名了，也不想通過PISA測試來刺激學校和學生。我們的中小學生和學校老師校長已經太辛苦了。我們的關鍵是要減輕學生學業負擔，讓他們有時間和空間學習和體驗不考試的『人生經歷』、『社會實踐』、『個人愛好』、『個性潛能』和『創新能力』。」這位負責人還馬上補上一封信稱：「因為編碼很複雜，非工作人員僅僅知道A/B/C/D學校和學生，並不了解是哪所學校、哪個學生。再說，本來這是一項『低厲害相關』的測評，如果產生排名，就會衍生出許多錯誤的參加動機和做法，那也會致使PISA測評本身的價值下降。」
數據面前 忘乎私隱
人家在想什麼？我們的政府在想什麼？作為政府，應該對於「大數據」的有關操守有充分的認識。曾經有教育局的同事，激動地、委屈地認為，「政府花了這麼多的錢，為什麼不可以擁有數據？」看來，這位同事也許沒有接觸過有關「大數據」的操守原則，或者也許根本就沒有想到這會與「大數據」有關。聯合國數個機構，都曾經為「大數據」的收集與運用立下許多「原則」，大部分與私隱有關。其中一條：「我們不會明知地、有意地嘗試把去碼（de-identified）的數據重新定碼（re-identify），我們也會盡可能的努力，防止不合法的、不合理的重新定碼。」（United Nations Global Pulse: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
PISA、TIMSS收集了個別學生和學校的大量數據，都是用來分析香港的總體情況，是屬於「去碼」的數據，因為來自哪所學校、哪名學生，無關宏旨。私隱的原則，不允許我們去重新找出數據的個別來源（重新定碼），因為那違反私隱原則。教育局有這樣的說法：「相信我們，我們不會亂用數據。」顯然是捉錯用神。私隱原則就是原則，不管你是好意還是壞意。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