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做過詳細的資料調查（也沒法做），但直覺應該是的，比起尋常人家的兒子來說，尤其在古代。
舉幾個現成的例子。晉代大詩人陶淵明的兒子（沒提過有女兒）應是很慘的，他們的父親也曾清楚說明。陶淵明在約50歲時患過一場大病，覺得自己大限將盡，寫了一篇《與子儼等疏》告誡兒子：「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兒子連柴水之勞也無可免，對一個知識分子兼有著名家族淵源的人來說，應是很不幸的。
生命逆旅 兒子無食夭折
陶淵明本不應弄得如斯境況的，但他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的故事卻耳熟能詳。曾經看過一篇文章，指「五斗米」的俸祿，在晉朝來說，是以日薪計算，算是很優厚的。（《五斗米：微薄的薪俸？》，載《咬文嚼字》2000年1月號）所以「不為五斗米」而辭官，應是很大的損失，也是辭官的話可以說得很鏗鏘的原因。就正如現在的職場，你拿月薪12,000元，做得不愜意，大大聲說不做了，要「炒老闆魷魚」，沒有人會覺得可惜。但如果12,000元是日薪，哪情況就有些複雜了。
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兒子也慘，但不是日子辛勞，而是夭折。杜甫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說過這件事：「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這是詩人在唐玄宗天寶14載（公元755年）11月寫的作品。那年安祿山在范陽叛變，杜甫的家人留在奉先，他離開官任，在戰亂中回家省視的時候遇到這事。雖云戰亂時期有一些悲劇發生，無可避免，但作為有極大政治理想（「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的詩人來說，連自己幼兒的生命也不能保障，應是很慘的一件事。
清代大小說家曹雪芹也經歷喪子之痛。他兒子死時有多大，應無法考證了。死因？也應是貧病交煎吧。曹雪芹一生事蹟難考，但大半生生活困苦（物質上）卻很易考。他的朋友敦誠有一首《寄懷曹雪芹霑》，說他「君又無乃將軍（按指曹操後人曹霸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贈曹雪芹》也說他「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只過着「日望西山餐暮霞」的日子。父親這樣，兒子會遭遇什麼，不難想像了。
或者說，做父母也有稱職不稱職的分別。尤其在古代，人命比較賤，兒子天生天養，死了便當生少個吧了。但上述的三位，既不是無情父親，也不是怪獸家長，兒子生活困苦，甚至是死亡，對他們的打擊，或最少是內心鬱結，應是溢於言表的。陶淵明對兒子生活的勞苦，不止感銘於心，有時更加自責：「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遺憾沒有像二仲般的鄰居，家裏沒有像老萊子的妻子。胸懷這樣的苦心，自己感到很慚愧。）（《與子儼等疏》）
杜甫也有相同表述。「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已充份寫出個人責任。兒子死亡，他最初的感受是「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接着又是深長的自責：「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曹雪芹更是以命抵償。據考證曹大約死於40歲，是兒子死亡的後一至兩年，應是對兒子亡故傷心欲絕，加上貧窮疾病，因而奪去還是壯年的生命，留下一本未完成的鉅著抑鬱以終。
其實他們不至於這樣的。陶淵明本來很易解決生計，而且也放下心理包袱，見用於小邑。但他不肯屈服於小吏的權勢，用個人自尊來換取養生的酬勞。用他自己的說話是：「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見《歸去來辭》）杜甫呢？他也是個耿介之人，他的自傳式的詩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一個恥事干謁的人，生命遭逢逆旅，應是很顯然的事。
才華禀賦 人生際遇困苦
曹雪芹天資聰穎，也是名門後代，按理說也不至於弄得這麼窮困。最少喜愛他作品的永忠也想不通：「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但事情有因就有果，看看曹雪芹的友人寫他的賦性，例如敦敏說他「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題芹圃畫石》）、敦誠的《贈曹雪芹》將他比喻做阮籍：「步兵白眼向人斜」，就知才華禀賦有時不是營生的技倆，相反更是令人生遭際變得困苦的宿命。
一生飽受政治上的欺壓，半世過着流離顛沛日子的蘇軾，在《石蒼舒醉墨堂》一詩中有「人生識字憂患始」的慨嘆。不會吧，識字應是很值得高興的事，和憂患應很難扯上關係。但細想，「識字」開始，自然會探求知識；知識使人啟混沌，通達正直的人，更因知識而建構個人理想和價值觀，對事情有所為有所不為，和濁世只追求個人名利，不計是否違背個人操守有所分別。所以，除非像《楚辭．漁父》中漁父譏笑屈原：「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世人都混濁不清，為何不也順勢翻搞汙泥，推波助瀾？既然大家都喝醉，為何不乾脆吃吃酒渣，喝喝薄酒而裝醉？）不這樣，那就一世貧寒，最後自身不保，連兒子也無法提供足夠保護，不也都是很合常理，且會常常發生的邏輯推理嗎？
幸而屈原沒有兒子，否則結局不知又會如何了。
原刊於鄭楚雄網頁，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