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其中一點觀察：以政治博弈來對待教育問題上的政治風波，結果犧牲的是教育。筆者絕對無意參加政治鬥爭，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促進和捍衞教育的專業發展；但是從目前的情形來看，政治糾結只會愈纏愈緊。輿論開始撕裂，各種政治勢力已經把TSA的議論，看成是反對與支持政府的鬥爭。本文的標題，也許對任何方面都適合。
筆者從來沒有支持或者反對政府的既定立場，相信大多數的教師和校長都沒有支持或者反對政府的既定立場，因為教師和校長的天職，是以學生的長遠利益為目的，而不是在政治鬥爭中站邊。這一點，筆者在本欄反覆強調過不知多少次，回歸前後一貫如此。這是教育專業人員的職責使然，也是香港教師的專業文化；違反者，將會被專業同行所不齒。
為難校長 前所未有
最近這幾個星期，收到不少校長的來信，在TSA事件上感到為難。他們不覺得應該取消TSA，但認為現在的方案實施起來沒有實質的分別；但又不想出聲、出面，怕被認為是反對政府；而的確，政府又很想他們出聲全面支持政府的BCA，校長們就更感到為難。有即將退休的校長說：「做了這麼多年的校長，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壓迫感。籠罩着教育界的，是不能暢所欲言的陰霾。這是香港的教育界，回歸前後都沒有出現過的。」我們應該想一想：這種情形是如何形成的？
關鍵是，校長（加上辦學團體）感到，而這場「鬥爭」不是他們的專責範圍。在黑、白兩個極端都不可行的時候，兩個極端之間無數積極可行的建議卻沒有被聆聽的空間。實際的感覺，是有壓力要政治表態，這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政治文化完全不一樣的中國內地，以筆者近年的經驗，在類似的純粹教育問題上，也不會有不能暢所欲言的顧慮。
請不要把校長「擺上枱」。校長的職責在學校，他們不可能代替政府來解釋政府政策；也請不要把辦學團體、校長團體、學校團體「擺上枱」，他們保持緘默，是目前情形下最大的「勇敢」。
因為沒有要求成員統一意見的權利，也沒有為政府政策護航的義務。也請校長和辦學團體不要把自己「擺上枱」，因為這不是他們的職責。請不要把參加BCA的數目，作為當作支持BCA的數據；因為他們沒有在大政策下「反叛」的動機和餘地。一位校長來信說：
下任特首公開要求暫時擱置TSA，而現任政府以為改名BCA就可以強推。記者問家長是否可以選擇不讓子女參加？答案是「校長懂得處理」。在這議題上，學校已成為磨心。去年50多所學校參加試行計劃的情況，有部分家長也選擇不參加；可以預見的是，今年5月「全面推行」此計劃時，相信情況也必大同小異。政府可能保住了少少面子，但學校與家長間的互信就變成了賭桌上的泥碼（只可用來下注，不能兌換現金）。
理性商討 建立互信
這位校長，很坦率地道出了學校的處境。另一位校長說：
「真不明白，面前明擺着許許多多的教育問題，亟待解決與前進。為什麼政府不是幫助我們去尋找更高的平台，卻拘泥於考測學生；甚至不惜冒過度注重成績的風險，還是要一意孤行。其他更重要教育問題反而可以置之不理，真是在浪費時間和精力。」
一位資深的校長寫來了一封長信，很能代表筆者所接觸相當多校長的看法。徵得同意，去掉有關名字，節錄與讀者分享：
TSA作為一件評估工具，一如學校任何一份試卷，應該是中性的。但現在社會對它出現這麼大的意見分歧，一方要將它擱置，另一方要力保不失……它已變質為鬥爭工具。EDB說出了TSA的功用，但完全無助縮窄或消除官民雙方極度缺乏互信的政治現實。要處理這複雜的議題，我認為要莫忘初衷（因為在2000年教改時，基本能力評估是眾多建議中比較少爭議的一個）。特別是EDB，要真心誠意檢視過去推行這政策的缺失，承擔讓TSA異化的責任，讓學校及社會大眾與EDB重拾互信。EDB或許會說，我不是重申多遍，它是低風險，它是好東西，題目也淺了；而我也不會用它來向學校問責，大家都應該收貨吧！可是這種期望一錘定音的「官意」，可以服眾嗎？
EDB引用所謂的加拿大「經驗」，說什麼沒有中央評估就會出現成績大倒退，完全是以偏概全的反智論點。在學校和家長都有互信的基礎上，上述的問題，都可以理性地商討，最終可以建立共識。
至於家長，一定會有激烈反對的，也有贊成參加的。一位校長告知筆者：
本校家長一向對學校都非常信任和支持，這次家長對「BCA研究計劃」的負面反應，是前所未有的。有班主任轉述有些家長的反應說︰「我們選擇不參加，但卻擔心會令學校為難。」他們沒有群情洶湧要向校長或老師表白，只是私下議論而冷靜地填交通告回條，可見他們是明白學校的處境。
可見，家長也處於為難的處境。政府的一項教育測評政策，為什麼會弄成這樣？
筆者從未把政府當作打擊對象，但也從來沒有掩飾對政府的批評，一直認為這是學者的應有態度；也深信這也是絕大多數教育工作者的態度，也是他們的社會責任使然。
這裏不可避免嘗試分析一下政府（希望知道這是因為對政府還抱有希望）：一、把TSA引起的社會關注，看成是純粹的政治風波；因此把解決的方向，瞄準「敵對」勢力，把這作為需要戰勝的唯一對象。二、只注意風波的着火點（近因：反對TSA的政治集結），而對TSA爭議的基本動因（遠因：TSE初衷的異化，政府本身的責任）偏偏迴避。三、因此，沒有注意到周圍許多善意的批評和提醒，也不着意去聆聽「既不同意，又非敵意」的專業意見，只是找願意附和的作諮詢，只採納合意的「學術」見解。四、因此提出的種種理由，都很難站得住腳，着着都似是而非，但是似乎內部有了groupthink（小集團的自說自話），愈講愈覺得自己「有理」。五、所以，本來只需要稍作微調就能服眾的空間，給自己堵塞了。六、把多個月來許多方面苦口婆心的勸說與建議，都當成是政治退讓而排斥了，失掉了許多善意的學者、校長和盟友；分不清「善意」與「敵意」。七、在相當接近實施（5月）的時候，大張旗鼓地宣示，不但沒有減少「敵意」反對的空間，反而讓自己沒有了迴旋的空間，在政治上處於被動。
去除敵意 和諧可期
目前的情況，不要以為會給予下屆政府一個「熱薯仔」。下屆政府若是聰明的話，反而這是建立初績的絕佳機會；其影響，可以遠遠超越TSA的圓滿解決。而本屆政府反而背上了歷史的罪過：逆了香港教育前進的洪流，加重了香港的應試文化。
林鄭月娥不斷提出的「社會和諧」施政目標，TSA本身原來不涉及政治元素，本來不含鬥爭因素，完全可以借TSA這個缺口，誠懇地聚集各方智慧，乘此機會重建互信，起碼有一個例子讓大家看到，香港人有能力解決自己的意見差異。
問題不在於政治的爭鬥誰贏誰輸，只要是大家需要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就要有方法尋找共處的途徑，特別是如何把政見的差異、利益的衝突，化解在「香港要走下去」因而尋求前路的共同點上，大家都不把任何人當作敵人。一時的「鬥爭」，也許可以轉化為社會前進一步的機會。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