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宣布BCA全面推行，這裏滙集了各方面的資料和意見，作出分析與建議；也感謝數位校長與朋友，對本文的初稿提出許多寶貴的補充。為了讀者的方便，筆者一反常態，在開頭先把要旨說清楚，然後再選其中要項作解釋。
弄清問題 尋找出路
1. 這裏把TSA與BCA混用，因為不認為兩者實質上有分別。TSA原來是一個全港性的評估，也就是告訴香港市民，我們的教育體系，總體做得怎麼樣？TSA的T，就是territory-wide，「全港性」。也就是說，這是研究全香港的學生表現如何。不過，TSA研究的，只是語、數有關的學生水平。
2. TSA或者BCA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不應廢除。尤其是小三，因為學校和辦學團體都會歡迎有一個可供參考的「客觀」標準。
3. 任何類似的測評，只能提供非常粗糙數據，不足以成為學校奮鬥的目標。
4. 其實，任何時候，教育的測評都只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沒有改變學生學習的大前提，純粹的測評本身不會提高學生的水平。還是那句老話：秤豬不等於養豬！
5. 正如教育局這次強調的，TSA是一項研究，它的功能，在於對全港（全體系）學生的語、數水平，提供一個概觀，也可以說是有關語、數學上水平的一種監察（但不是監控）。
6. TSA一個附帶的功能，是讓學校可以知道本身的相對水平，按照本身的政策方針，做出相應措施。學校的措施才是最重要的。
7. TSA出事的關鍵，是把監察全體系的工具，異化為政府在意不在意地調控學校（或曰「改善學校」）機制，因而對學校造成壓力。
8. 在「縮班殺校」的環境下，有些學校開始操練，謀求佳績；在互相攀比的社會文化下，家長也成了操練的動因。
9.「操練」的出現，也是因為沒有正面的、積極的、改進學生學習的總體策略；於是學校與家長的注意力，都只能夠在改進「分數」上面，也就是操練。
10. 因此，「操練」的出現，不能單方面怪責學校、家長或者出版商。也因此， 純粹的「禁止操練」指令，不會長期奏效。
11. 所謂「政府運用TSA改善學校水平」，很多學校認為是馬後炮，把「準備做的」或者「可以做的」說成是「已經做了」。
12. 運用TSA而改善了學生水平，大多是學校自己的努力，善用了TSA的框架，本校的水平有了參考。最近有校長引述校內運用TSA的經驗，正好證實了這一點。
13. 然而，一所學校的素質，遠遠超過語、數的測試成績；更不是逐條題目推敲可以達致的。即使運用得宜，TSA對於辦好學校、學生的健康成長，只有非常局限的作用。
14. 學校的全面素質，教育局的分區機構（REO），其實瞭如指掌，不勞TSA。
15. 堅持全人口的TSA，並且把區區一個測評，說成是香港教育的「支柱」，看來不是一時失言，而是政府內部的統一口徑。頗為滑稽，但嚴重的是，傳達的是「測評至上」的訊息，實際上在加固「應試文化」。那才是真正的「開倒車」。
16. 其實，不少朋友已經是不斷苦口婆心，提供種種解決方案。政府若能放下身段，兼聽兼信（校長語），運用不少人提議的抽樣、輪換、隔年等辦法，已經能夠達到研究全港總體情況的目的。
17. 若如BCA當年提出的模式，讓學校自行在網上提取題目測試本校學生，則學校仍然可以利用TSA全港成績分布，研究本校的改進方案。如此，則已經可以去掉TSA許多不利因素，也不會造成操練；因為這種改進，不是為了做給人家看得，不會「高風險」。
以上是筆者嘗試比較全面地分析一下有關TSA引起的風波。然而，為什麼會風波不息，而政府又會如此堅持，「一意孤行」？
政治處理 加深對抗
教育局局長對記者做了一個非常全面的解釋。看來，教育局內部，經過了非常周密的部署，也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理念框架，這是前所未有的。印象中，現屆政府5年裏面，起碼在教育領域，從未有過如此認真的、縝密的推行。怪不得有記者問，是特首的決定，還是局長的決定？因為這不是我們熟悉的教育局作風。
因此，教育局的解釋，絕非應付式的一篇新聞稿。裏面有一句：「不可以因為政治氣候而開倒車。」恰好可以窺見，BCA的推行，是現屆政府一項政治性的「運動」（campaign，或曰「戰役」）。
不管是特首還是局長，政府看來是把BCA的推行看成是針對反對TSA的政治壓力；也就是說，反對TSA，是在於施加政治壓力；因而堅持TSA，就是要抗拒這種政治壓力。的確，有些政治勢力，不放過任何一項政府的缺失，不遺餘力集合一切反對力量，目的不在推動社會，而在於給政府添加負分。可以想像，這類的政治壓力，不會給政府任何轉圜的餘地，因為他們不需承擔任何代價。香港的政府，必須習慣這種「新常態」。
然而，在TSA這件事上，社會上的反對聲音，是因為反政府而引起的嗎？政府要解決的，就是要消除、抵抗、反擊政治勢力的攻擊嗎？的確，處理得不好，就會把問題進一步被反對的政治勢力所騎劫。而局長的解釋，把「政治氣候」拉進去，恰恰好就是為這次的行動帶上了政治色彩，在反對力量設下的政治棋盤上博弈。於是把TSA/BCA堅持與否，看成是政治決策。
反對TSA，就是「開倒車」嗎？解決TSA的問題，就是堅決不退讓嗎？這是政治鬥爭的思維。與反政府勢力的邏輯一樣，「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政府似乎把堅持TSA看成是一種理直氣壯的「聖戰」；否則就是政治讓步，讓反對勢力得直。把TSA的任何調整，看成是政治讓步，正是以政治化對付政治化。
怪不得馬上聽到「陰謀論」的猜測，「故意把政治鬥爭送給下一屆」。所有的特首參選人、候選人，都把TSA作為政綱大項目。現屆政府在TSA問題上完全不必強硬表態，應該讓下屆政府有更多的轉圜餘地。的確，不管有意無意，現屆政府的宣示，將置下屆政府於不利、不義。
擺在面前的是，校長們馬上面臨非黑即白的莫須有抉擇：不支持現在政府的決定，就是支持反對勢力。若不馬上作政策的調整，教育界將會因為TSA而面臨「撕裂」，而這是完全不必要的。
一意孤行 論據牽強
熟悉情況的都知道，教育局解釋的一大套道理，許多都是我們頭一次聽到；彷彿讓我們知道，你們的反對，是誤信讒言，是愚昧。看得出，政府是下了一番功夫，務求自圓其說。教育局內，看來經過反覆的推敲，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宣傳。因此才有TSA（BCA）是香港教育「支柱」的說法。這裏面有兩個主題：一、TSA可以改進學生水平；二、堅持全面測評，是國際趨勢。
這些都是站不住腳的論據，這也是教育局的謀臣給下的「鎮靜劑」，讓決策者覺得自己理直氣壯。
本欄多次評論，國際上的確有一股風氣，現在談到教育，都會把學生學習放在第一位；但是一談到學習，就說「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繼而就談到測評（assessment）。
這裏不打算詳細重複以前的分析，概括來說：TSA評估整個教育體系，不是為了評估個別的學校，也不是為了評估學生。有一位校長不厭其煩寄來教統會的文件，清晰地看到，當年引入TSA其實是「拆牆鬆綁」的一項措施。也就是一方面可以知道全港的水平，另一方面學校可以通過網上作業，讓學校低風險檢查自己的水平。不過設計者一開始就意識到會有「問責」與「高風險」、「評估」與「獎懲」、「系統評估」與「監察學校」等等的矛盾。這些互相矛盾的目的，不可能在同一種工具裏面去調和。不幸的是，香港的TSA逐漸異化為評估學校的代表工具，尤其是出現「縮班殺校」以後；一些學校捕風捉影，也有真正收到教育局的「提示」，或者派人上門「協助」，對學校形成了壓力；迅速燎原，操練之風於是形成。家長惟恐吃虧，「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又反過來促使學校加入操練的行列。操練於是變成了一種文化。
TSA是一項研究，研究出來的發現，不會自動提供闡釋，解釋原因。研究的結果，更加不會提供解決方案。像TSA這樣的評估，頂多只能夠提出一點粗略的背景訊息。
真正的改進，發生在學校層面。學校如何處理（或者不理）TSA結果，是學校的專業決定。學校是否需要教育局的援助， 也是學校的專業決定。這正是香港「校本模式」百花齊放的特點。這與教育局根據TSA成績，監控個別學校的表現，向學校提出或明或暗的提示，又或者要因而採取補助措施，都必然會引起學校的緊張，也會帶動家長的緊張。這都是很自然的。
局長引用加拿大的兩個例子──有了測評，學生進步；取消測評，學生退步──剛好說明了問題的癥結。認為有了評核，學生就會學得好些，是一種站不住腳的天真推論。具有成熟教育思維的香港，應該不至於拿此來決定我們的教育政策。下面的介紹，也許能夠說明這裏面的利害關係，也可以看清楚何謂國際趨勢。
國際趨向 香港優勢
最近侯傑泰教授認為有些國家的政府，即使面對強大的社會壓力，仍然堅持做學生的測評，而且以此提高學校水平；言下之意，香港政府也應該堅持下去。那是一種奇怪的邏輯：其他政府的「一意孤行」，作為香港政府也應該「一意孤行」的根據？此外，恐怕也不明暸這些國家陷入的窘境。
就以筆者參與討論較多的美國為例，美國近年（也由於 PISA）各州引入遍及性的學生測評（assessment），並且以學生的測評分數（scores），作為教師的業績表現（如最富爭議性的紐約州），又或者作為學校素質是否達標的根據（如麻省）。其結果是教師人人自危，擔心自己的職業前途，心不在學生身上。
更關鍵的是，由於沒有提升教學的正面導向，教師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設法提高學生的測評分數，於是也出現了操練，甚至前幾年一度蓬勃的許多學校「課後活動」（after school），短短幾年，很多都已異化為測評的補習。由於完全看測評成績，而測評又相當大部分（有時候是全部）是簡單的多項選擇題（multiple choice），操練當然會提高測評成績。大家眼中就只有分數，大家都以分數提高代表學生進步。於是出現了「操練有功」的神話，於是形成了惡性循環。
把一些國家政府對於測評的堅持，說成是國際經驗，是難以理解的邏輯。
Linda Darling-Hammond教授，剛從史丹福大學退休，是對美國教育政策最有發言權的學者。有一次聽她說，這些測評其實是最粗糙而不能促進學習的工具；但是每一個州都採用着相似的工具。筆者問她，為什麼人人詬病，卻依然泛濫？答案很意外：「這些測評，都是商業化的私營大集團的大生意，是教育事業嚴重的私營化。這些公司，都有非常強大的游說（lobbying）陣容，難以抵擋。各州的教育決策者都是政客，都是游說的降伏對象。」這就是被美化的「堅持測評」的真相。她還補充一句：「你也許不知道？我們的監獄也私營化了；他們會游說法官，可判坐監的一定不罰款。所以人口中坐牢者的密度，美國堪稱世界第一。」幸虧香港沒有這種毛病。
筆者近年接待過不少外地來的學者和教育官員，他們是衝着香港在PISA的「高表現」而來的。他們都驚羨，香港雖然難逃儒家社會的「應試文化」，但是明顯沒有靠考試來鞭策學生的學習（事實上，PISA是無法靠操練得高分的），而且與上海、新加坡一樣，都在刻意減輕考試的壓力。香港從3個公開測評──小學畢業前的學能測驗、中五的中學會考、中七的高級程度考試──變為只有中六一個「中學文憑考試」（DSE），是很多國家羨慕的先進範例。美國著名的教育評論家Marc Tucker曾經說過，「這說明香港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教育體系，雖然也有考試壓力，也有教師問責，但是教師和校長都很專業，沒有把這些放在眼內（taken for granted），沒有把測評和問責變成主要的任務（commitment），而是在更高的層次考慮學生的學習。」他又說：「我們（美國）也許是唯一用測評來評鑑教師和學校的國度。你們是真正的在研究改進（improvement），我們卻把測評當成是改進。」
當時是針對世銀一個「專家」的命題：「從某一個角度來看，沒有測評（assessment），就沒有學習。」這種把測評當作推進，或者把學習的注意力全部聚焦測評，其實是一種愚昧與誤解。往往是醉心於測評的「專家」的自說自話。但是在許多西方國家，由於長期沒有注意學生的學習成果，測評就成了簡便的救命草。香港、上海、新加坡早就超過了這種形態。滬、港、星的教育全球觸目，其先進之處，恰恰就是因為超越了以測評作為槓桿的陳舊思維。把TSA/BCA說成是香港教育的「支柱」，是把我們正在不屑而已經拋在後面的東西，當成了我們的未來。是誰在「開倒車」？
政府這次決定最大的禍害，是大張旗鼓把測評的結果看成了學習的成果，實質上宣揚了「應試文化」。假如以上那些「測評促進學習」的論點都成立的話，那也許香港應該恢復1979年取消的「升中試」，再加上當年政府沒有一意孤行的「中三試」？一位校長來信說：「這次爭議的後遺症將是把測評的功能無限放大，把學生學習只聚焦於考試所能考的，把所有學校所有學生放在一個標準參考的框架內。那些德育、多元智能，還有個性化發展等等，都退到背後。」在今天，在大家都希望逐步減輕考試、測評壓力的時候，堅持全面遍及測評，是一種逆動。
此外，國際社會有不少關於「大數據」的道德討論。政府千萬要謹慎抗拒「大數據」的誘惑，不要把「研究」、「數據」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這是隱藏在TSA論爭背後另一個大隱憂，以後再論。
TSA不必取消，真正減少其負面影響，有很多辦法（如前述）。香港考評局不乏這種專家智慧。問題是，假如政府死心不息要取得學校數據，並加以或明或暗評估學校，或者剔出學校作為扶弱對象，TSA的負面影響就一定延續，反對TSA的聲音就難以平息，TSA再度給政治鬥爭加碼，就在所難免。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