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國家主席習近平（右）、行政長官梁振英（左）（亞新社）
選特首，是選人抑或是選政策呢？香港習慣是選人。一方面，是傳統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過去20、30年的發展，從香港的地產商到在內地投資的港商，都是走人治。故此，影響所及政府乃至大學，更不用說企業，均以人治為尚，着重的是老闆，而不管制度、戰略與政策，本質上是反智。即使與英國殖民時代相比，也是背道而馳，把英式制度、政策的傳統與習慣扭轉。
特首無為而治
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屆特首董建華只帶秘書和助手加入政府，一個假設是回歸後一切不變，特首無為而治，另一假設則是董一人便可駕馭整個從殖民地繼承而來的官僚體系，解決萬難。曾蔭權的當權反映了中央政府相信英國訓練的官僚能力，結果曾的政策失誤更大，影響更深。而許仕仁貪腐更戳破了官僚清廉的神話。
導致香港經濟走下坡
人治是香港社會經濟走下坡的關鍵因素。當年選梁振英是看中其政策和由此產生的民望，而不是選唐英年的地位和關係。梁之後的特首，若不是選他或她的政策、能力的話，便是再一次倒退。中央首要要求是國家安全，之後才是政策能力。在中央堅持國家安全為底線，民望只能建基於政策之上，而不是政治和解或妥協。
但是，政策的選擇是怎樣呢？是採取曾蔭權時代的表面無為，實質只是推動金融、房地產、教育貴族化、醫療產業化等，抑或是梁振英時期的轉變呢？更重要的是，香港在世界的定位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是為大眾的長期利益，抑或是為少數擁外國國籍、居留權的精英呢？
中央用力將會更猛
梁振英不選下屆特首，不代表中央對港政策走回頭路。坊間眾多猜測都以為自己是中央或梁振英的心腹，可知道唯一的真相，實際上卻是憑各自的利益考慮來胡亂演繹，甚至造謠。
若梁振英再選，中央便少了國家安全的擔憂。選舉委員會的選票和民意當然有點麻煩，但麻煩不大。上屆選舉梁振英擊敗唐英年，面對的困難更大。中央不可能這樣害怕香港所謂的民意與反梁勢力。更有人認為要梁棄選以糾正對港獨的處理，這只不過是反梁者或其他政治勢力製造出來的假理由、假輿論。因為若是如此，便不會有人大釋法，不會司法處理游梁二人，以至現時尚在司法程序的針對另外四位已宣誓的立法會議員。
習近平作風強硬
習近平在中央的工作愈來愈強調國家安全、國家統一，中央政府部門也嚴正地批評港獨。梁振英並不是中央政策的制訂者，他當不當特首都不可能影響中央的政策，也看不到習近平與中央有任何回復過往縱容港獨態度的迹象。若真為港獨問題而欲政策有所更張，中央所要求的應是比梁振英更嚴厲、更強硬的特首。從中紀委對港澳系統的公開批評，以及人大主動釋法的舉措，中央政府所不滿的是回歸十多年以來的港澳政策和執行的措施。內地反貪腐、香港反港獨都是同一個撥亂反正過程的部分，反映中央對過往情況的不滿與否定。
梁振英棄選不會消減反對勢力的氣燄，中央政府在港面對的壓力更大，用力將會更猛。
原列於《東方日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