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慕華和我接受星島日報訪問
為了贊頌錄的出版，2004夏天，我常回母校。一天，灼祥跟我商量，說要出一本校史，請我執筆。我恐怕未能勝任，沒有答應，但表示願意盡力協助，玉成其事。我心目中的人選是中大歷史系的退休講座教授倫霓霞。了解過她的意向，並取得她的同意之後，我於2005年初提交了一份建議書給校董會。建議很快就獲得了接受。
霓霞3月返港，我們4月展開工作：首先構思大綱，然後安排人手。我們很快就擬好了大綱：前半部編年，後半部分題。人手方面，準備請校友劉潤和為副手，其他助理則稍後決定。潤和很快就答應了。不料到了夏天，我就收到倫霓霞的通知：因患眼疾，醫生要她停止寫作。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
我只好退而思其次，立即發電郵給Tony Sweeting，請他幫忙。他當時正偕家人在英國度假，聞訊便立即回郵表示樂意協助，並告知會在8月底返港。不幸一如諺語所云：「福無重至、禍不單行」，他返港前感到不適，回來見醫生，很快就確診為癌症，因此無法接任。
這時，霓霞的副手劉潤和表示，如果校方接受中文稿，他願意擔起大旗。跟灼祥提及這個方案時，他認為可行，計劃出中、英文版，英文稿請一位舊生根據中文稿寫成。不料到了2007年6月，潤和又因事忙而決定退出寫作計劃。這計劃搞了兩年，結果還是一事無成。
七月初，灼祥約見，表示已經收了一位學生家長支持校史出版計劃的捐款，不能交白卷，希望我「上馬」。我建議他嘗試邀請曾在澳洲和日本任教歷史的校友黎令勤教授幫忙，但他還是再三要我接手。處此情況下，我只能表示會好好地考慮一下。
與慕華並肩作戰
慕華是我同學，住隔壁，多年來游走於溫哥華與香港之間，大約兩個月往返一次。當晚我跟她談及此事時，她表現得很感興趣，原來她跟拔萃有長遠而又密切的關係：祖父是校友、父親曾在拔萃任教、自己和丈夫楊保謙以及彼此的兄弟都是校友 (她唸中五至中七那三年來我校修讀物理和化學)。我於是問她有沒有意思參與其事。她當時沒有明確答覆，也沒有斷然拒絕。兩日後，我們再深入討論這個問題，終於決定冒險一試，並爭取在慶祝晚宴前出版。
我們作出上述決定之後，她就離開香港了，要到9月才回來，很多具體工作因而也要等到九月才可以展開。期間我做了一些構思工作如全書綱目、發掘資料來源、進一步聯絡校友和安排人手等。我決定留着致滔，並請灼祥安排一個新入職的同事 (後來確定為林小潔) 撥出少許時間 (每週約5小時) 協助。我聯絡了不少校友，有些認識、有些是素未謀面的，他們都在不同層面上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我因此結識了不少70年代以後的校友，有些更進而成為莫逆之交。
專業背景不同 出現意見分歧
9月正式開工時，因時間無多，我們決定不去「香港聖公會教省辦事處」(俗稱主教府) 和「香港政府檔案處」(俗稱檔案館) 作進一步的資料搜集工作，只利用現成的，包括：(一) 前任校長William Featherstone在1930年出版的校史；(二) 學校的會議紀錄，主要是校董會的會議紀錄；(三) 學校出版的各種刊物，主要是校刊；(四) William Smyly 的校史稿；(五) 劉潤和的校史稿；(六) 校友提供的資料；和 (七) 港大圖書館收藏的資料。
在談到寫注釋的方法時，慕華和我因專業背景不同而出現意見分歧。初時各自堅持己見，最後決定把問題擱置，待書稿接近完成時才處理。這樣做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它讓我們暫時避開了問題，使工作得以繼續下去。此後，在合作的過程中，間中還有爭拗，但隨着進度而變得越來越順利了。她辦事速度極高，我則比較小心，因此配合得很不錯。我們的工作方法大致如下：先一起確定全書綱目，然後逐章寫；逐章寫時，我先列出該章的大綱以及應包括的內容，經深入討論後，由她起草，我再改寫成初稿。
力不從心 得校友幫助
我們的英文寫作能力不算太差，寫學術文章沒有問題，但用來寫要有較高「可讀性」的校史便感到有點兒力不從心了。本計劃有四位顧問 (倫霓霞、李越挺、Anthony Sweeting、陸鴻基)，其中一位看過初稿後，更坦率地指出，書稿的文字基本上準確和通順，但不道地。為此，我四出找高手替我們潤飾文稿，但到處碰壁。後來想起，在一次舊生會討論拔萃轉「直資」問題的大會上，有一位校友以英語發言，慷慨陳辭，侃侃而談轉直資的弊端，其思維和語言能力都令人折服。我於是多方打聽，終於找到了他，並得到他的應允，替我們潤飾一下書稿的英文。他叫陸漢峰，1971年畢業，做生意的，但曾在母校任教英文三年。書稿也曾給明原堂的同事余晃英看過，作了一些修訂。
2008年，我們可說日以繼夜地工作。文稿經過多次修訂之後，終於在9月定稿，送交港大出版社考慮。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們分兩次把文稿送交四位顧問和三位校長 (已退休的Jimmy Lowcock和黎澤倫以及在任的張灼祥)，請他們過目和提意見。各人都有積極的回應，特別是Tony、鴻基、Jimmy和澤倫。
定稿後，我們約好港大出版社的社長Colin Day在大學教職員餐廳見面，出席者還有編輯張煌昌。我和慕華介紹過整個校史寫作計劃 (包括四位顧問的參與) 之後，跟着表示拔萃準備回購2000本。這次會談結束時，他們答應盡快把計劃提交評議會審批。評議會很快便通過了，出版社跟着按章請這方面的專家作「同行評審」(peer review)。本來是應該請兩位的，但因為已有Anthony Sweeting和陸鴻基的審閱報告，他們決定減至一位。大約一個月後，得悉書稿已獲通過，我的心頭大石於是得以放下。
慕華和我接受星島日報訪問
出版工作比想象中緩慢，但還算順利，書本趕及在11月9日的慶祝晚會前送到學校，但錯過了較早前舉行的一年一度的賣物會。這年夏天，跟灼祥談到銷售問題時，我們都意識到，由於校友一般都對母校有強烈的歸屬感，2000本恐怕供不應求，於是決定把訂購數目由2000增至3000。出版後，銷售情況理想，目前 (2014年) 學校只剩餘不足200本。港大和拔萃都因這項計劃而略有進賬，這使我感到安慰。
（圖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