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亞新社）
文：李芝蘭、李建安（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樞紐）
按：一帶一路初探系列的三篇短文分拆自「香港專業服務軟實力、一帶一路與負責任大國」一文。全文「香港專業服務軟實力、一帶一路與負責任大國」已獲收錄在「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編著、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帶一路」年度報告 （2017）》，現獲出版單位許可，將文章分開3個短篇轉載，希望能夠引起香港社會更廣泛討論如何參與一帶一路。
透過五通實踐合作共贏
一帶一路思路提出初期，內地不少討論圍繞中國經濟及發展戰略需要展開，一些國際智庫的分析隨即指出，一帶一路思路進取並強調中國需要的取態，容易引起各國猜忌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大幅提升綜合國力，逐漸在國際舞台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但過去百年轉折歷史導致的國際溝通斷層和東西文化隔閡，令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持續面臨挑戰，大國責任的角色也為內政和外交政策帶來新的要求和標準。 理論界早有共識，一個國家的實力除建基於軍事及經濟力量等「硬實力」，同時也要看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等「軟實力」 ，因為用強制手段或利益交換爭取回來的支持不會長久，成本也高；但如果贏得他國從心底的認可，便有機會獲對方自願協調和開展長期合作，這樣的合作關係不單較牢固也更持久。中國學術界關於一帶一路最新的研究亦已不限於服務中國經濟發展，而更多着眼於中國如何透過一帶一路來有效履行負責任大國的功能 。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於2015年3月聯合發佈的一帶一路綱領檔《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闡明一帶一路就是要透過「五通」來實踐「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及至同年9月，發改委再提出在涉及一帶一路的公文中統一採用「倡議」，不建議使用「戰略」或「議程」等措辭，期以促進各國合作，使一帶一路成為多方共同參與的開放協作平台。
世界秩序履行大國責任
中外學界對於中國經濟急速發展以及如何在世界秩序中承擔起相匹配的責任討論很多，基本的共識是能力愈大，責任愈大 。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過程可分成3個階段：強制認同、利益認同及觀念認同。身處「強制認同」階段的國家正值國民經濟發展之初，首要追求的是基本安全及財富，較少注意國際事務，偏向較被動遵守國際間已建立的遊戲規則；第二階段是「利益認同」，這個階段的國家累積了一定程度的經濟力量，發現參與包括遵守國際守則許多時對己有利，因此會主動參與國際組織去維護權益及擴大影響力；第三階段是「觀念認同」，至此國家已具備較強的實力，在全球事務開始獲得較大發言權，因此會期待自己某些價值主張成為構建國際規則的一部分，擁有議程設定的能力，並得到別國跟從 。亦基於能力愈大、責任愈大的期許，別國也要求這些國家負起相適應的國際社會義務 。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奉行「善於守拙、絕不當頭」的外交原則，期以留有足夠空間促進自身尤其是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策略看來相當成功，近30年來中國 GDP 持續高幅增長，憑着成本優勢逐步成為世界工廠，走出了百年的經濟淍蔽，國力提升下漸漸重視「有所作為」，陸續恢復參與或加入各種國際組織以獲得更多發展機遇 。及至08年金融海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進口需求減弱直接打擊了以貿易為主導的經濟模式，領導層調整發展策略擴大內需，中國亦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
發展成熟鼓勵企業走出去
被視為國際投資學術始祖英國經濟學者 JH Dunning 提出海外投資週期理論，指出國家經濟發展與人均收入會影響 FDI 的流向 ，一個國家在發展之初由於建設需求龐大，投資回報吸引，海外流入的資金（FDI）會遠大於流出的資金（ODI），但當發展較成熟後，在地投資回報率下降，加上累積了一定資本的國內企業需要向外尋求更高回報專案，ODI 便會反過來高於 FDI。中國自09年起鼓勵企業「走出去」，2003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並購金額約30億美元，而單在2016年上半年，ODI 金額據報已達1,340億美元 。隨着金融海嘯後美國、日本、歐洲連番推行量化寬鬆政策，環球資產價格迅速膨漲，中國依靠多年外貿盈餘累積的龐大外匯儲備購買力下降，也構成了中國政府以及企業加快走出去的動力。可以說「一帶一路」思路的提出也符合一個國家由產品輸出、累積資本、再輸出資本的發展規律。經濟發展邏輯和發展大國責任的要求在「一帶一路」思路內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