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上隨想的歷史地圖

碰巧醫院又有個電腦房,供病人用,但它的利用率低至接近零。我知道有這設備後,經常到那裏「蒲」,跟朋友通電郵。初期用左手尾指按「a」時,一出就是十餘個,到出院時便已降至三、四個了。
封面圖片:我開始構思我早前想過的一個計劃:編一本中學適用的世界歷史地圖集。(Pixabay)
 
2002年9月18日,不幸中風。那天早上六時醒來,要去洗手間,但站不穩,只好返回床上。兩三分鐘後,感到情況不妙,便請曼儀叫救護車,送我去醫院。這時,我還是很清醒的,仍然懂得要求送去威爾斯醫院 (西貢區一般是送去將軍澳醫院的),但途中便感到暈眩了。在急症室大半天,到下午三時左右才做完檢查,確定是栓塞性中風,於是辦理入院手續。
 
模模糊糊地度過了一天之後,第二天有護理人員來檢查和教我如何飲食。第三天又有護理人員來測試我的機能和反應。我右腦受損,因此影響了左邊身:眼前的影像全部變成兩個,它們的距離跟影像的遠近成正比;說話不清,無法唱出「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一個音也唱不出;面部表情哭笑難分;難以移動左手和左腳,手指和腳趾都無法控制。
 

物理治療不忘教育

 
物理治療師要我用左手把桌子上一件約3立方公分的輕木頭,從A點拿到相距約20 cm的B點。我用了超過半小時才完成任務。從伸出左手到拿起木頭,需時約15分鐘,其間多次失敗,先無法觸及、後無法拿起木頭。拿起木頭之後,又無法移動左臂。後來幾經辛苦,轉動身體,才能讓左手轉到B點之上。這時,想輕輕放下木頭,但辦不到,手不聽腦指揮。最後只好放手,讓它掉在B點上。這過程花了超過15分鐘。這半小時的操作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我痛到滿頭大汗。任務完成後,我感到筋疲力盡。
 
第四天,主診醫生梁慧康巡房時,我向他詢問病情,他建議我作好心理準備,日後可能要生活在輪椅上。我想:如果這一天真的出現,我還可以讀書、寫作和下棋。於是,我開始構思我早前想過的一個計劃:編一本中學適用的世界歷史地圖集。
 
第五天起,我每天都到物理治療室接受一小時的治療。再過兩天,院方讓我轉到着重護理的沙田醫院。在那裏,我每天上、下午分別進行一小時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活動。前者着重上身,後者着重下身。很多中風病人怕痛,拒絕參與或敷衍了事。我的態度剛好相反,每次都早到遲退。碰巧醫院又有個電腦房,供病人用,但它的利用率低至接近零。我知道有這設備後,經常到那裏「蒲」,跟朋友通電郵。初期用左手尾指按「a」時,一出就是十餘個,到出院時便已降至三、四個了。
 

堅持運動習慣

 
我在沙田醫院住了四個星期,便因復原進度良好而於10月22日被「逐」出院。我沒有理會醫生給我的病假,次日便恢復上班了。初期往返都要乘坐計程車。
 
回家後,我每天晚飯後都慢步十餘分鐘和到健身室運動三刻鐘。搬到薄扶林花園後,沒有了健身室,我只能步行和做柔軟體操。前者我能堅持,基本上每天都做,而且不斷加強運動量:由慢走變急步,由十餘分鐘增至45分鐘;但後者則由經常做倒退至偶然做。原因很可能不是定時做,以致未能養成習慣。可見「習慣」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不可輕視。
 
中風後,我決定不再延續與中大的合約了。合約次年6月中屆滿後,我和曼儀隨即飛往北美,探望兒孫和親友,讓他們目睹我中風後的情況(好使他們放心), 並測試一下自己是否還適宜在加拿大生活。我們去了個半月:在溫哥華,獲慕華和保謙接待;在 Trumbull,住穎之家;在 Saskatoon,入住港大同班同學馮家驍的「古堡」,並抽空請已轉職這裏的允寧,開車送我們到 Edmonton,探望在那裏生活的十一兄和嫂子。
 
2003年12月,我們遷居港島薄扶林花園,與陳慕華為鄰。這樣做的理由有三:(一) 鄰近熟人,可以互相照應;(二) 中風後不宜爬梯級 (匡湖居室內有近50級);(三) 移居溫哥華後留一個小單位在香港。

馮以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