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奧爾特加加塞特，1883—1955）早在上世紀20年代便指出：群眾（有人譯成「群眾」，也有譯為「大眾」）的社會現象出現後，捲入群眾的人群／群眾開始發動叛亂，否定政府的權力，視國家為無物，反法律，反傳統，反道德，卻又沒有自己的一套體制與法規以自我規範。因此群眾發動的群眾運動變成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一大群人變得無法無天。這種社會現象首先在歐洲發生，變成反國家，反政府，反社會的西方潮流，歷經百年之長，通過各種叛逆行為展現出來。Ortega 首先指出，群眾的叛逆行為在年輕一輩最狂熱。他們成為最容易捲入叛逆的主因，奧爾特加認為青年本身在大眾社會出現後，感到前途茫茫，缺乏人權感，因為他們青年世代還一事無成，要錢沒錢，要高薪求之不可得，要房子沒房子，成年人有，自己沒有，便埋怨自己人權受損。這樣的心態也就是最易被感染而成為大眾的社運的「浪頂」。
私人行為不為法律與道德所規範
奧爾特加還特別指出，在大眾的社會現象所見到的叛逆行為中，青年世代不但走在反國家，反政府，反社會的最前線，而且在個人行為方面更是離經叛道。尤其在私人行為方面往往不為法律與道德所規範。在群眾運動中他們會變得暴戾，搞暴力，搞破壞，挑戰警察甚至軍隊也很常見。
私生活方面：男的對工作，對公司，對機構，對政府鄙視而感到服務其中是一種委屈，女的對男的也無法真情相對（「人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服務機構；女人不知道他們在真理喜歡什麼類型的人。」）。早在上世紀的20年代，奧爾特加便看到大眾的社會現象對國家，對政府，對社會機制是一種很大的威脅，也是一大挑戰。如果找不到方法化解群眾的危害，可能會侵蝕掉國家與社會的根基，把500多年來打造出來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及其體制連根拔起。Ortega 甚至擔心說：歐美若無法擺脫大眾的困境，稱霸世界的能力也就會逐漸被損耗掉。
根據奧爾特加所見，群眾社會的特徵是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到處是人群熙往攘來，紛雜到將人群匯合成海洋，個人被吞沒到海浪滾滾中，失去自我，什麼個人價值、榮譽、成就、家庭家族，傳統人際網絡等，全都被海洋吞沒，就好比小溪河流一旦匯流到海洋，再也不是河溪。失去個人小圈子生活的人，傳統的做人態度與個人榮辱也告改觀本來。有意義的生活也會變得毫無意義，本來有成就感的榮譽也告失落，什麼人情、友情、親情的社會關係都變得毫無感情可言，什麼公共道德、公共法制、機構規則、國家忠誠，都被這種人們被匯流成海洋的「力量」（電源）所淹沒。群眾的「力量」挑戰原有社會與國家的權威（機構）。
香港湧現各種青年群眾運動
香港的環境自過去20多年來不斷湧現出來的反政府，反國家認同，反傳統社會權威，通過各種大小群眾運動與各類抗爭，到了「佔中／雨傘革命」，以至旺角暴動， 「反蝗蟲」，「反水貨」，「搞港獨」等，在在張揚著打倒政府，否定國家，否定法治，「基本法」被視為一無是處，「一國兩制」也被肢解。可是在這否定現在的一切的群體叛逆過程中，卻沒法提出他們有什麼更好的出路，高叫要人權，卻又不尊重法治，無法無天的世界如何去保衛人權？高唱要香港獨立建國，如何能做到？只有叫不必想不必有方案，猛喊要民主與自由，卻又不考慮在沒有機制規範的條件下，如何會有民主與自由總之，正如奧爾特加觀察到的大眾社會的特徵：就是只有破壞，不去想建設，變成了沒有「將來」（未來）的一群。
在香港所見的大眾社會現象中，正如奧爾特加所說：青年往往成為叛逆的急先鋒，原有「佔中」要發動的對象是「全城」參加佔領中環，結果被「學運」喧賓奪主。接著所見，大學從此不安寧，校監由政府首長出任行之百年，要拉倒由選舉產生，校委會的決策權被挑戰到無法在校園開會以避免被暴力衝擊，校董委任搞到校長要被追擊。這連串叛逆行為再由校園擴展到「旺角暴動」，以襲警罪名被捕的也是在借學生或剛畢業的學生，把港獨組織向中學傳播的，也是學運的一群。
總之，由反國民教育到港獨運動，再到參選立法會與區議會，站到叛逆前線的是青年。
青年叛逆在大眾運動如此表現，他們個人生活態度是否也如奧爾特加所指：十足離經叛逆。首先所見在「佔中／雨傘革命」中，大批青年不受他們的家長規勸，甚至與家庭疏遠，貼住佔領街道長期睡帳篷79天。其次所見在「佔中／雨傘革命」，他們當法律當公眾利益為無物，在金鐘、銅鑼灣、旺角等繁忙的市場與街道佔據長達兩個半月，創造香港無法紀的歷史記錄。再其次是在反國民教育運動中所見，他們糾眾衝擊校長老師，挑戰教育局，力拒任何國民教育課程列為中小學科目。如此挑戰學校行政與教師的教育權威與尊嚴，作為學生是非常叛逆的行為。
這樣的行為，這樣的青年運動，能擔當領導社會與國家的偉大使命嗎？
原刊於《大馬華人周刊》第194期，內容稍作刪節，本社獲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