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族群合作才能保權益華裔若不醒覺自毀長城

封面圖片說明：泰國曼谷相當現代化，但從一帶一路的國際投資角度看仍有不少隱憂。（Pixabay）

一帶一路（簡稱「帶路」）自開始熱身走出中國國門的三兩年間，有不少順景，也有不少逆境。這裏指的順景是所簽訂下來的工程協議，依約上馬，沒有波折，最後完成的機會看好。逆境所指的是所簽下來的項目，遇到了波折，連已啟動了的工程也要被叫停，最後有沒有機會完成，也沒有把握。前者可在巴基斯坦，中亞的哈薩克斯坦等，還有中俄合作的項目見證到。

後者有剛在最近發生的英國核電項目，在臨近簽字的前一天，突然被英國單方面叫停，令到舉世矚目。其次是發生在緬甸的水力發電與海港碼頭基建項目，原本是很順利的，而且工程已啟動，最後被緬甸單方叫停，中國曾作出交涉，但負責簽約的前政府礙於國內輿論阻力，無法再啟動。代表新政府的昂山素姬在今年8月底訪問中國4天，但是否化逆境為順境，沒有見諸報導。

政治風險評估指標

其實，國際投資的政治風險問題，早已有國際公認的評估指標，由0到9分十個指數，0代表沒有風險，9代表風險很高。要做到0風險就要看有關國家的政治風險因素有或無。重大的政治風險因素包括政治暴動、示威遊行、政變、社會犯罪率高、政權不穩定、宗教或種族衝突風險高、內亂不停、政治動亂死傷人數多寡，官員貪污濫權嚴重，失業與罷工機率高，等等。如果這些風險因素愈多，所造成的人命財物損失愈大，政治風險趨向9分的機會便愈大，反之愈小與少，便可用數量化去遞減，由9一直減下去到5分到0分，都可以計算出來。這種政治風險評估早已在國際貿易與投資的圈子中盛行，國際信貸可行性如何也是根據政治風險率有多高來作出決定保險與信貸的。

「帶路」與亞投行既然也是跨國的投資活動，除了要參考國際慣用的政治風險指引外，同時中國本身也要自己整理出一套合乎中國「帶路」與亞投行政治風險評估的指標。本文根據「帶路」見證到的經驗試行探討「帶路」對自己的政治風險評估有那幾個重要因素必須特別關注的。

國際關係此消彼長

儘管中國對外宣明「帶路」是協助興建基礎建設，不是一般的投資，而是用基建去推動全面經濟發展，而且還有工業、市場、貿易、城鎮、水電、交通道路等全方位配套的發展，最終目的是提升彼此國力，把「麵包」做大，市場不斷增長，便能充分做到「雙贏」的期望。

可是國際關係往往是此消彼長，這邊風景看好，那邊便會自覺淒涼。一國的好事被他國當成威脅的，十常八九。因此中國在推動「帶路」便立刻引來了美國和日本深感不是味道，日本更是沉不住氣，中國要和印尼建高鐵，日本便說中國高鐵不安全。中國要在東南亞半島建汎亞高鐵，日本和新加坡便先下手搶建新隆高鐵。凡此種種十足是敵意的競爭，因此「帶路」自行整理政治風險的指標，很有必要。

第一、政權穩定指數

政權穩定與否可加以數量化去定出一個指標。以緬甸為例，由一個高度軍人專政突然轉變為民主化訴求很高的政權輪替，便是一種典型的政權不穩定，當中不穩定的因素可從軍中有無權力鬥爭，民選政權有無能力反制軍人勢力，外來干預如美、日會否惡化政局穩定等等，都可用數量化去將各種因素整理出來。有了這方面的評估，不但可為「帶路」決定去留，也可為「帶路」設防，把風險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第二、政府政策穩定指數

如果政府政策「朝秦暮楚」，來去反復，對於「帶路」強調基建發展投資回報年期相對較長的情況下，如果政府政策不穩定，風險很高。要在這方面找出政治風險的指數也不難。以菲律賓為例，上一任總統阿基諾三世在南海的政策與華為敵，強勢推動海牙國際仲裁，不惜結合美、日要與中國一戰。可是政權一旦轉手到杜特爾特時，對華政策卻來個 U 轉。

杜氏斷言不要和中國開戰，要用和平方法去和中國談判，而且還特別派前總統拉莫斯到香港去「破冰」。這對美國來說便因菲律賓這種政策急轉彎而打亂了自己的戰略安排。像這樣的政策不穩，尤其在落後國家政治不穩定的地方，很常見，台灣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印尼也有這種問題。

第三、外國干預內政的機會

對「帶路」來說，美國干預內政的機率高低應列為重大風險因素，像緬甸、泰國、越南、印尼與菲律賓五國便屬美國愛干預其內政的對象，干預的政治目的就是要藉五國來孤立中國，因此「帶路」的項目在這些國家要提高警惕，要有防制的辦法，才能考慮上馬。要研究這方面和風險也很容易，只要研究美國的外交動向與這些國家抗壓的機率有多高，便不難找到風險高低的評估。

第四、反華勢力活躍與否？

反華勢力活躍的話，他們會通過各種藉口來反對「帶路」。這方面的勢力多已形成組織，通常會用各種組織形式出現，最常見的反華組織有見於「國際人權組織」、「非政府組織」、「宗教組織」、「環保組織」、「反共組織」、「新聞組織」等等，要研究這方面的風險不難，因為這些組織平日對華的態度與其文宣多很高調，讓人一見一目了然。只要研究他們對政府的影響力有多大，便可判斷其殺傷力有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