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奧運會美國游泳選手米高‧菲比斯（Michael Phelps）也放異彩。連同本屆，歷屆奧運金牌累積已有23面，前無古人，也許後無來者。這位少年時期患有過度活躍症的孩子，曾被批評「不能專注做好一件事」。2008年奧運會一口氣奪得8面金牌以後，其母曾對人說：「過去所有人都只會告訴我米高不能做什麼，直到這一刻，他們才會看到米高可以做什麼。」
一把量尺作標準
的確，人的天賦不同，也有不同弱點，如果對所有人都用一把量尺，也用同一要求標準，總有不少人被確定為「不能做什麼」。但不同資質禀賦的人，如果給予不同的栽培和肯定，最終結果真會是「可以做什麼」。
用這兩句話來衡量教育成效，大概也是所言不菲。教育就是把「不能做什麼」轉化為「可以做什麼」的過程。一個人由未接受教化前的「不能做什麼」，到接受教化後的「可以做什麼」，不止是成功的教育例子，用來衡量教育制度或教育內涵是否適宜也很貼切。
用這標準，可以看出香港教育很有不足之處。
從教育制度來說，香港過份着重學科內容的灌輸，用校內測考和公開試成績來界定一個學生是否成功。沒能力渡過這個關口的，會被認定為失敗者，也沒有其他途徑讓他們發展特殊天賦，一生人或許會在壓力或歧視之下過活。
讓學童知道「你是特別的」
教育需要自少培養學童的自信心，那管不同學生有不同長處。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澳洲所見識過的教育方法。他們的小學每天有一個 show and tell 環節——學生每日帶備心愛的物品回校，輪值不同人在同學面前「show and tell」。我想這項活動，最主要的功能是培養學童的自信和說話（溝通）才能，也拉近學生之間的關係。香港學童的書包，除了厚重的書本習作簿以外，根本不容許你帶任何「雜物」。學習時間的緊迫，也容不得你去 show and tell。
我也觀察到他們每天顯示值日生的情況是很特別的。輪值到的那位會自稱 “I’m Prime Minister, I’m special”。一個總理（Prime Minister）和值日生當然風馬牛不相及，但學生如果盡責，當天他們就是（課室的）總理了。只有一個自覺的人，才會用心去履行社會規制中所賦予他們的職務——哪管只是課室值日生。在這情況下，總理和值日生都沒有什麼等差的分別，都是服務大眾的工作，因為無私盡責，所以special。
在這種自小的培育下，一個人對個人的權利和義務應是履行得較為透徹的。
當然理想的教育也應注意不同學生的不同禀賦。有體育、藝術天份的人，學業成績未必優秀，但能被發掘，能被認同，一樣可以成為傑出學生，也能建立個人自信，將來創造非凡成績。
等待天才從天而降
有菲比斯這樣天賦的人，誕生在香港，會是什麼光景，真不敢想像了。就像網上一句對奧運健兒奪魁的批評：「人家是有系統訓練傑出的運動員，香港是等待運動天才從天而降」。能有系統訓練，就是有一個能自小發掘、培育、肯定和欣賞的機制，讓個別的天才安心發展其所長，最後有所貢獻。這其間的時日會很漫長，也無一定產出成績可以確保，但成功的教育應要付出這份等待的耐性和資源的損耗。若能為社會產製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任何付出根本就不能算是「損耗」了。
社會上更多「可以做什麼」的人，取代「不能做什麼」者，這就是先進的、成功的社會，反之非是。但相關問題的發問者，如果不自覺共同去參與和製造太多「不能做什麼」的氛圍，對社會的平庸和落伍也不能說毫無責任。
原刊於鄭楚雄網頁，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