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
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學是在1991年。當時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那裏從事了三個月的研究。因為那時的香港還沒有回歸，所以我們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驕傲。此後，我與香港中文大學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在1997香港回歸前後，我看見他們的掙扎，也了解他們的努力。從2008年開始，我成了北京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的雙聘教授，合作更多，觀察自然也就更為細緻。兩相比照，我發現：香港的大學愈來愈自信，內地的大學卻愈來愈不自信。
自信與不自信，並不簡單地等同於大學辦得好還是不好，而是意味著內地的大學現在換了一個跑道，即所謂「參與國際競爭」。此前，內地與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說是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驕傲。在內地，我們很容易判斷哪些大學辦得好，好在什麼地方。但今天，我們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遊戲場。對於內地大學而言，這套遊戲規則是全新的，顯得不太適應。
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後教育史家會記得這個年份。那一年發生兩件事情，對於此後內地高等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在紀念大會上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由此也就產生了一個我們今天都熟悉的名詞——985大學。一開始國家確定重點支持北大、清華，後來擴展到復旦、南大、浙大、中國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雖然日後列入985工程的大學擴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還是2+7。此前，教育部已經發布過211計劃，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的100所大學。所有這些——2+7、985、211，對內地大學發展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二是經歷1998年的經濟危機，作為對策之一，中國政府決定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從次年起大規模擴招。所以，近15年的內地高等教育，基本是在兩條很不一樣的道路上奔跑，一是追趕世界一流，一是拼命擴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學得到了國家及民間很多的支持，是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與此同時，讓我感覺不安的是，那些被排斥在985、211之外的大學的處境卻愈來愈艱難。現在內地的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樣，備受關注的是處在頂端的大學，而很少有人認真討論那些處於中間或者底層的大學。這些年，我有意識地走訪了很多非211大學，包括開封的河南大學、太原的山西大學、保定的河北大學、蘭州的西北師範大學、福州的福建師範大學，等等。在我看來，這些也都是好大學，有的甚至已經有110年的歷史。但遺憾的是，在現行的制度設計中，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見長的綜合性大學與師範類大學，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長很難找到較為充裕的經費，學校的發展通常遇到瓶頸。所以，我特別感嘆，辦一所好大學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學卻不是很難。 20年來，非211大學與211大學的差距愈來愈大。當我們觀賞北大、清華高歌猛進的時候，必須回過頭來考慮這些非211大學的艱難。
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沿襲的正是「舉國辦奧運」的思路。換句話說，既然暫時沒辦法讓全民都熱愛體育且身體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來加強訓練，目標是奧運會金牌。但不能忽視的是，就像中國足球一樣，底層的水平上不來，頂端肯定也會出問題。如果沒有很好的教育規劃，單靠幾所名牌大學，內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無力承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的。
除去制度設計的問題，大學排名也是影響當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天，你見到任何一所大學的校長或書記，幾乎都會跟你說他們學校的排名問題。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國排名。我經常特別驚訝地聽到一些數字，後來逐漸明白，每所大學都是選擇某一年某一排行榜甚至某一單項中自己的最佳位置進行宣傳。校長書記們也許並不真的這麼想，但現實的壓力使得他們只能這麼說。記得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曾宣布港中文不參與排名後，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來。校友們紛紛關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母校排名為什麼跌得這麼快？校長沒辦法，只好重新回到這套遊戲規則中來。這就是上文說的，我們開始在轉軌，都在努力適應一套新的遊戲規則；相對而言，香港的大學基本適應，內地的大學卻身心俱疲。
十幾年前，我說過一句話，此後被廣為徵引。那是在《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一文中，我提出：「大學不像工廠或超市，不可能標準化，必須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百年北大，其迷人之處，正在於她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跟多災多難而又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一起走過來，流血流淚，走彎路，吃苦頭，當然也有揚眉吐氣的時刻。你可以批評她的學術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歷史進程，這一點不應該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們把北大改造成為在西方學界廣受好評、擁有若干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進程無關，那絕對不值得慶賀。」但現在的中國高等教育，卻正是走在這麼一條無關「本土情懷」的「標準化」的道路上。
二、改革太急與期待太高的中國大學
單就國際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學無疑比內地更佔優勢，因為他們的整個高等教育制度都是拷貝歐美大學，大多數教授也都在歐美大學接受教育。而今天中國大學響徹雲霄的「國際化」口號，說白了就是以歐美大學為標準。所以，香港各大學的國際排名比內地高，並不意味著其實際水平如此美妙。內地的大學現在都面臨著轉換跑道的問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與國際接軌」。我常追問：究竟是哪個「軌」？又應當如何「接」？國外的好大學並非都是同一模式，每個在海外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學」的範型。有人認為是德國的，有人認為是英國的，有人認為是日本的，更多的人認為是美國的——而美國東部的大學與西部的大學風格不太一樣、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發展道路也迥異。在我看來，「接軌說」誤盡蒼生。今天的中國大學都想接軌，但又都心有餘而力不足，總是接得不順。為什麼？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的包袱太沉重；二是我們走的本來就不是這條軌。現在中國高等教育的轉軌，轉得太急了，弄不好是會翻車的。
如此立說，並非否定中國大學必須改革，而是希望官員及公眾對於「轉軌」的期望不要太高，並不是「一轉就靈」的。其實，所有的大學都在轉變。比如，今天的歐美大學與二戰以前已經有很大不同，但他們基本上都是大學自己在「摸著石頭過河」。而中國的情況比較特殊，是在政府的號令下連續急轉彎的。無論是當初的大學升級，還是日後的大學合併、大學擴招，以及近期的改普通教育為職業教育，幾乎都是政府一聲令下，各大學秣兵厲馬、氣勢恢宏、步調一致地開始轉軌。完全由政府決定大學應當往哪個方向轉，且有明確的時間表，對於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其實不太有利。
從1998年到現在，中國大學改革的步伐不可謂不大。可辦教育的人必須明白，教育是一項長期工程，急不得。當你把手中的石頭丟進大海，等到漣漪盪向岸邊，是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擲地有聲」，那只能是在面積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明白這一點，所以才會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說法。整天強調「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狀態。在我看來，辦教育應當拒絕急轉彎，拒絕大躍進，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認準的路。這樣堅持5年、10年、20年，中國大學才有可能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康莊大道」。
到過國外大學的人都知道，校園很安靜。可是回到中國內地，幾乎所有大學都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校長不斷地在制定發展計劃，系主任也是躊躇滿志，甚至每位教授都熱血沸騰。這樣的畫面令人感動，但我必須說，這樣的狀態也讓人擔憂。大學改革，應當稍安勿躁。從15年前的大學擴招到今年的要求600所大學轉為職業教育，一路走來基本上都是對於先前政策的調整與否定。這樣不斷的急轉彎，非常傷人。辦教育的人要懂得，一個錯誤的決定，必須用十個很好的主意才能彌補過來。學生不應當成為小白鼠，大學也不應當成為小白鼠。一個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學生的命運也就與之直接相關。所以，教育的實驗必須小心翼翼，特別忌憚連續急轉彎。寧肯膽子小一點，步子慢一點，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換形」，而不應該是「日新月異」。
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
中國大學之所以步履匆匆，源於國人的期望太高。今天討論教育問題的人，主要有兩種思路：一是「向外看」，喜歡談哈佛如何、耶魯怎樣；一是「向後看」，極力表彰民國大學如何優異。這兩種思路，各有其道理。作為「借鏡」，兩者都是很不錯的資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沒必要藉此對當下中國大學「拍磚」。我在演講的時候，經常會遇到熱心聽眾提問，開口就是「中國沒有大學」。我明白他的立場，但這樣的表達是有問題的。中國不僅有大學，還有很不錯的大學。中國大學「在路上」，請多一點點掌聲，少一點點磚頭。
現在有一種流行觀點，說民國大學多好多好。可是持論者必須明白，今天的中國大學同樣需要一種「了解之同情」。民國大學是一種精英教育，這與今天我們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樣。整個民國年間的社會動盪姑且不論，即便是在局勢相對穩定的1930至1937年間，在校大學生也就四萬多人。等到抗戰勝利，這一數字有所增加，也不過八萬多人。而今天則是每年大約2,600萬人在大學唸書，二者很難同日而語。再如，當我們追懷民國大學的獨立精神時，既要看到校長與教授爭取自由的努力，同時也得承認這與民國年間教育部的管理不細、經費有限直接相關。所以，當下中國大學的困境必須直面，不是召喚「民國大學」的亡靈就能解決的。
大學史的研究也好，大學評論也罷，都應當是一種有情懷的學問，追求的是啟示，而非影射。大家應當明白，中國大學不可能迅速地「世界一流」，所以還請大家多一點耐心。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目前這樣全民都在關心大學問題。過於受關注，以至於沒有辦法從容地坐下來，喘一口氣、喝一口水，這對大學發展是很不利的。 「五四運動」的時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學生營救出來後，留下一句「殺君馬者道旁兒」，就離開了北京。這是藉用漢代應劭《風俗通》的話，意思是說，對於騎快馬的人而言，道旁觀眾愈是喝彩，你就愈快馬加鞭；馬被催得愈跑愈快，最後就氣絕身亡了。對待中國大學，同樣是這個道理，今天被追問為什麼還不「世界一流」，明天又希望你多得諾貝爾獎，很可能導致中國高等教育步伐不穩，產生一系列的問題。
在《大學何為》的序言中，我曾談到：「並非不曉得報章文體傾向於語不驚人死不休，只因為我更欣賞胡適創辦《獨立評論》時所說的，作為專家而在公共媒體上發言，要說負責任的話，既不屈從於權威，也不屈從於輿論。大學改革，別人說好說壞，都可以斬釘截鐵，我卻深知茲事體大，休想快刀斬亂麻，畢其功於一役。歷史證明，那樣做，不只不現實，而且效果不好。」這本《大學小言》，同樣如此。希望我所描述的香港的大學可以成為我們討論內地大學問題時的一面鏡子，但不是「磚頭」；讓我們理解我們走過來的道路，以及我們能夠達成的目標。
原載《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9期，原題《內地／香港互參：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本社獲授權轉載自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