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說明:魯迅與周海嬰,1930年。
「怎樣做父親」才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值得每一個人去體悟。 「……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呼喊「救救孩子」的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如是寫道。
除了魯迅,還有錢基博、梁啟超、梁漱溟、胡適、豐子愷等一眾學者、作家、畫家,在怎樣做父親這一方面,各自呈現出了獨特氣象,使得「父親」在言傳身教之時洋溢出一種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
魯迅:用報紙打屁股
魯迅和許廣平僅有一子,即周海嬰。兒子出生時,許廣平出現難產跡象,當醫生向魯迅徵求意見是留大人還是留孩子時,他果斷回答:「留大人。」結果母子平安。
魯迅與周海嬰一起生活了七年,稱其為「小紅象」,因為在信中魯迅稱許廣平為「小白象」,周海嬰剛生下來時皮膚紅紅的,所以叫「小紅象」 。
在兒子成長過程中,魯迅基本上按照《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思想來實行,讓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據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介紹,魯迅的教育方式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願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有一天,周海嬰死活不肯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後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這足以顯示出父愛來了。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他的遺囑,其中第五條寫道:「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周海嬰正是這樣做的,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核物理系,成為無線電專家,一生「做一個實實在在的普通人」。
錢基博: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緊
錢鍾書出生後出嗣給伯父錢基成,伯父上午帶他上茶館、聽說書,四處閒走,下午才授課,鍾書玩得開心。 1920年,伯父去世後,由錢基博直接進行教育,錢鍾書慢慢開始潛心讀書。
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錢鍾書16歲時,還曾被痛打一頓。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錢基博北上清華任教,寒假沒回無錫,此時的錢鍾書正讀中學,沒有溫習課本,而是一頭扎進了小說的世界。等父親回來考問功課,錢鍾書過不了關,於是挨了打。此後,他才真正奮發讀書,為日後治學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錢鍾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後,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一封信中說,「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隨後一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希望錢鍾書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
錢基博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保持距離,埋首國學,他這樣告誡錢鍾書,不過出於一個儒者的文化立場。 「用我們今天的話,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在《家世》一書中,學者余世存寫道。
梁啟超:求學問不是求文憑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另外,四兒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梁思莊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於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範。
寫信時,梁啟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 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感情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梁思莊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麼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牆基愈築得厚愈好。」並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
同時,梁啟超強調責任的重要。 1923年,他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當然,寫信教導自己的孩子之餘,梁任公沒忘了誇一誇女婿、兒媳。
梁漱溟:補考通知單只瞟一眼
1918年11月7日,自殺前三天,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時在北京大學任哲學講師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能好就好啊!」說罷,梁濟離開了家。
梁漱溟亦兩度欲自殺,但最終,現實中國的問題和人生問題縈繞著他,他不停思考,積極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寬、梁培恕,對於他們,給予最大自由空間。接受採訪時,梁培恕說:「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這種教育,也與梁漱溟受到梁濟的影響有關,梁濟對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中國式傳家」。
梁培寬追憶梁漱溟時,時常會提到一次考試。當時,梁培寬考了59分,內心忐忑地拿著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 「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他後來明白父親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
相比於課堂成績,梁漱溟更在意教人過社會生活。 「唯人類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為生活而已,將以為人類生命之無限發展焉。」在《教育與人生》一書中,梁漱溟一再強調「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適:平時不親熱,只知責怪
1908年9月,胡適尚就讀於上海中國新公學,他發表了《論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強調「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親」。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個子女,女兒五歲時夭折,長子胡祖望、小兒子胡思杜圍繞在江冬秀身邊,胡適忙於公務,無暇顧及。江冬秀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僅讀了幾年私塾,又酷愛打牌,對於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責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適雖然倡導「獨立、合群、重學」,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愛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適給胡祖望寫信,希望鍛煉他過獨立、合群、用功讀書的生活,其中說:「功課及格,那算什麼?在一班要趕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這時,胡祖望十歲,離開父母,獨自在外上學,父親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會感到「壓力山大」。次年,胡適即大失所望,接到學校發來的「成績欠佳」的報告單,怒道:「你的成績有八個4,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
最終,胡祖望雖然上過大學,但遠未達到胡適對他的期望;胡思杜讀了兩所大學都未能畢業,卻染上了不少壞習氣。晚年,胡適對秘書說:「娶太太,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別的方面有缺點,但對子女一定會好好管理教養的。母親有耐心,孩子沒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親的沒有耐心的關係。」可謂沉痛之語,意味深長。
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胡適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功課不好,習氣不好。祖望你交給我,不要罵他,要同他做朋友。」
豐子愷:反對培養「小大人」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專門創作了一幅諷刺漫畫《小大人》,緣起是他曾看見: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長袍馬褂,戴上小銅盆帽,教他學父親走路;女孩被父母帶到理髮店裡去燙頭髮,在臉上塗脂抹粉,教她學母親一樣。在豐子愷眼中,這樣的「小大人」簡直是「畸形發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餵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裏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接受採訪時,豐家「老六」豐一吟說:「爸爸特別反對家長按照成人的觀念去干預孩子,他從不要求孩子們做什麼,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任由我們根據興趣發展。」豐一吟讀完初一,「不想讀了」,豐子愷送她去學美術,但豐一吟沒有什麼興趣,在學校,別人學繪畫,她逃課去學唱京劇,「父親沒有怪我,還去看過我的京劇表演」。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 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後,子女各自獨立生活,並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同時,子女獨立後,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
原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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