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具有愛國和教育文化情懷的前輩學人，不畏艱難險阻，撐起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脊梁。這其中，有一位我們無法忽視的前輩師長——北大校長蔣夢麟。
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拉開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序幕。 1911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長。蔡奉行「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將北大建設成全國的學術思想中心之一。
此後北大一直立於時代前沿，開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風氣之先。巍巍上庠，國運所繫。一批具有愛國和教育文化情懷的前輩學人，不畏艱難險阻，撐起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脊梁。這其中，有一位我們無法忽視的前輩師長——北大校長蔣夢麟。
關於平民教育
平民主義教育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脈。蔣夢麟強烈反對封建牧民教育和德、日等國的強權教育，提倡自由主義的平民主義教育。 1919年1月，蔣在《教育雜誌》上發表《和平與教育》一文，指出中國和平的基礎一向建立於不牢靠的牧民政治上，提出平民教育的概念：「牧民政治之反面，即平民主義是也（或曰民權主義）。」
平民主義，首以增進平民之能力知識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於是一方以健全之個人，進化的社會，而為和平之保障；一方以個人之才智，社會之能力，而掃除強暴不良之政治。 ”
蔣夢麟這樣闡明平民主義教育的概念：「曰自治也，獨立也，自由平等也，發展個性，養成健全之個人也，皆所以增進個人之價值，而使平民主義發達而無疆也。」
他認為，20世紀應該是平民主義的時代。在《今後世界教育之趨勢》中，蔣夢麟指出：「然以趨勢而言，平民主義之發達，足以殺軍國主義之勢焰。此吾教育界所當注意者也。」「國家之進步，人類之幸福，賴教育平均之發展。」「總之今後世界教育之趨勢，以發達人權為歸。而國中發達人權之教育，當求其平均與普遍。」
蔣夢麟主持《新教育》月刊之始，發表了平民主義的創刊宣言———「以教育為方法，養成健全之個人，使國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擔重大之責任。創造進化的社會，使國人能發達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機會。俾平民主義在亞東放奇光異彩，永遠照耀世界而無疆。」
1918年，教育部成立教育調查會。首次會議上，蔣夢麟和沈恩浮提交了「教育宗旨研究案」，提出新教育宗旨在於「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
「所謂共和精神者」是指（1）發揮平民主義，俾人人知民治為立國之本；
（2）養成公民自治之習慣，俾人人能負國家社會之責任，共和精神的內容根本就是「平民主義」，「創造進化社會」和「養成健全人格」是平民主義教育的核心內涵和最終目標，蔣夢麟的這一教育思想在壬戌學制中得到體現。
該學制所列七項教育標準，第一條是「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第二條是「發揮平民教育精神」，第三條是「謀個性之發展」，第六條是「使教育易於普及」。
蔣夢麟認為平民是社會的基礎，社會進步不是少數知識階級的人能夠做到的，社會進步應從下層開始動，下層平民一旦不穩，上層就會站不住腳。
中國的狀況是，當國家發生變動時，「在四萬萬人民中，有三萬九千萬還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其餘一千萬中，有固執不化的，有關了門不管閒事的，有若知若不知的，有一味盲從的。」在這種情況下，進步無疑是一種空談。
由此他提出必須實施平民教育，給那些沒地方受教育、沒錢受教育的平民子弟以接受教育的機會，啟蒙他們、提高水平，進而提高社會文明程度。
蔣夢麟反复提倡的平民主義教育的本質內涵與他提出的「積極的個人主義」相一致。他認為要開展平民主義教育，必須尊重個人價值、發展個性，而發展個性則是通過學術、體育、美育和改良社會等種種健全的活動養成健全的個人實現的。
關於職業教育
1917年蔣夢麟回國後，最先致力於職業教育活動。他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社部總書記，參與《職業教育社宣言書》的擬定，擔任《教育與職業》雜誌主編，並隨黃炎培於1918年6月赴東北三省調查職業教育情況。
他主張職業與教育不可分割，應以教育來解決職業中存在的問題，職業教育包括農業、工業、商業和家政多方面內容。當時的中國已開始興起工業，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急需人才；而此時的實業教育遠遠滿足不了這一需求，高等教育規模又很有限。
以1916年教育數據統計為例，全國公立私立大學才10所，學生數僅3609人，專科學校76所，學生也不過15795人。能受高等教育的只是極少數人，蔣認為必須通過職業教育使多數青年能學得一技之長以為謀生。
「以今日社會狀況而論，受四年初等小學教育後，能入高等小學者，有幾人乎？高等小學卒業後，能入中學者，有幾人乎？中學卒業後，能入大學者，又有幾人乎？」
雖然，「由初小高小由中學而直達大學卒業之學生，其大多數固能養成高等專門之學，然其餘之不能下級而上達者”如果順其自然，那學校無疑是“徒為社會養成高等之遊民耳，抑何貴乎教育？」故必須設法對這些學生進行補救，「職業教育其奚由耶？」他主張分設不同類別的教育，要「施設職業教育、補習教育加增經濟之能率」，學校「注重職業陶冶以養成生計之觀念」，要達到「養成工業社會之領袖」和「工業社會之良匠」的目的。
關於教育與政治
對於教育與政治，他認為不應完全脫離，但應採取分析和區別對待的態度。 「但管教育，不談政治」。
關於政治，一是政黨與政事，教育界不應當涉足與乾涉，因為這類政治是經常變動的。
二是政論，這關係政治理論上的是非問題，應當辨明是非，主張正義，開展啟蒙，養成民主政治之習慣。這是教育責無旁貸的天職。因此，教育絕不是培養不問政治的書呆子。
但是，從歷史的長河上看，政黨、政事之類的政治，終究是過眼煙雲，轉瞬即逝的歷史陳跡，而學術、文化，才有恆久的價值。
他認為青年學生不應過多介入現實政治，他們的目標是先將自己培養、造就成有知識、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為國家所用，國家危難時，可以滿腔熱情去關注國家大事、喚醒民眾，但不應忘自身將來之職責，荒廢學業。現實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成年人應該衝鋒在前，擔負起救亡圖存的國家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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