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進入南洋大學的第一年（1960年），我所就讀的政治學系的政治學會請來李光耀演講，他剛好當上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總理，學生要他講從政的心得。他在演講中講了一件事，叫我經歷56年仍牢記於心，他說：當我在政治上碰到棘手的困擾而在床上輾轉難眠時，我便會在枕頭下拿出一本書來看，很快便感到心安理得而入睡了。說罷，他要念政治學的學生一定要熟讀馬基雅維理（Machiavelli）的《君王論》（The Prince）。接着他還說到這本書叫「君王」要有獅子般的威猛，同時也要有狐狸般的狡猾。後來到外國去深造政治學，才知道這本書早就被西方參政者崇奉為圭臬，研究這本書的著作可說是「汗牛充棟」。後來觀察李光耀這一生的從政，確也是「獅子與狐狸」的寫照。
馬來人反對「馬來亞聯盟」計劃
這之前的1948年馬共武裝鬥爭，這年也把「馬來亞聯盟計劃」（Malayan Union Scheme）改變，除了新加坡還是被排除在外之外，各民族平等的條款被改為「馬來人優先」的條款，馬共與左派政黨都反對，因為左派要新加坡被包括在聯邦之內。馬來人右派為爭取民族自決而在1946年成立的「巫人統一機構」（簡稱UMNO，巫統）堅持不接納新加坡，怕一旦馬來亞聯合邦接受了新加坡後華人人口會在聯合邦超越巫人，獨立建國後實行一人一票選舉國會，對巫人不利。
反之，以華人為主的政黨則怕新加坡自行獨立會被孤立。一時之間，英國還未撤走，種族政見歧異已連串發生衝突，加上馬共在森林打游擊，其部隊九成為華人，英國又全力增軍打擊馬共，同時也鼓勵華人組織了以商界為主流的政黨「馬華公會」。
如此種族之間，種族內部，四分五裂的局面，李光耀糾同吳慶瑞、杜進才、林清祥、拉惹勒南等成立了「人民行動黨」，雄心萬丈，立志要在反殖、反共、反種族主義、反冷戰的政治夾縫裏冒出頭來，爭取一個既不反殖而又能得到英國祝福（Blessing）下獨立建國；既不向種族主義者低頭而又能得到各族認同的多元種族社會；既向馬共說不，可又不反共，而以「非共」（Non-Communist）國際外交路線示人；在周邊炮火連天，東西陣營展開冷戰，非友即敵的東南亞處境下，決意推行不靠攏的獨立外交路線。
服膺《君主論》的「獅子膽、狐狸心」
這樣的宏圖大略，以新加坡之小，問題的複雜，偏又是地處地緣政治的國際航線的要衝，要不是吃了「獅子膽，狐狸心」，真難以想像李光耀領導下的人民行動黨有什麼能耐可以那麼有作為。的確，在他面對到反共和反殖兩難問題時；種族特權與種族平等兩難問題時；和馬來亞合併或不合併的兩難問題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敵對問題時，他真的是身懷獅子與狐狸的絕技，成功突破了重重困境。
就以應對反殖與反共的兩難問題來說，選擇任何一邊，都會吃力不討好，何況馬共武裝反殖把英國和馬來保守派打成了自己的對立面，難有預期的結果，環視周圍反殖的武裝鬥爭都困於苦戰，50年代初所見到的最慘烈反殖戰爭在越南。
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沒有腹地，經受不起戰爭。因此，李排除了將英國打成敵對面的做法，但不反英之餘必須要同時不反共，折衷的戰略是「非共非殖」（Non-Communist, Non-Colonialist）。為了落實這戰略，他甘冒黨內左翼退黨的風險，果真說服不了林清祥、方水雙為首的一派而出現大批黨內基層幹部退黨的問題出現。
借聯邦勢力逮捕左派領袖
可是狐狸的足智多謀讓他想到了借用了兩道實力去化險為夷，這便是在左翼退黨潮另行組織了「社會主義陣線」後，他告訴英國與馬來亞政府（馬來亞已在1957年獨立）必須接受新加坡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成為一州，只有這樣才能使到一個左派執政的新加坡不會變成東南亞的「古巴」，獅子的雄心甚至叫李硬起心腸不惜以加入聯邦讓聯邦政府以國家安全法令拘捕林、方等前行動黨要員。
除了借聯邦勢力外，另一道辦法是在新加坡立法強制選舉投票，李一面在電台作出系列講話，揭露「社陣」受馬共滲透的情況，也告訴市民人民行動黨左翼退黨的內幕。目的是要說服選民不能坐視馬共與其統戰政黨把新加坡變成「東南亞的古巴」，否則新加坡會被回教的保守勢力包圍而危機四伏。這一狐計果然管用，在1962年公投表決加入聯合邦與1963年新國會大選，李領導人民行動黨成功擊敗社陣。
此後在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之後的歷次選舉，李皆以「非共」去爭取選票，而社陣之所以節節敗退下來，正是他們把英殖勢力打到和他們為敵的對立面，李曾在黨內和左翼展開熱辯，他堅持說新加坡的獨立風險來自殖民地主義與種族主義，與其盲目左右開弓，不如利用這兩個主義的矛盾互相抵銷他們反我的力量。要殖民地勢力不和人行黨為敵，黨必須要撇清與馬共的關係，不能有反殖的嫌疑。只要英殖放心放權讓人行黨執政，當權的人行黨便可利用英國為新加坡護航，排除來自新加坡與馬來半島的種族主義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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