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和記（長和）與美資為主、跨國投資的貝萊德（BlackRock）及地中海航運公司（MSC）旗下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合組的BlackRock-TiL財團達成「原則性協議」，作價228億美元，悉數出售在23個國家營運的43個港口權益（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90%權益），說乃純商業交易，卻引來軒然大波。
國務院港澳辦及駐港中聯辦官網連續轉載《大公報》的批判文章，視此舉危及國家利益，並帶出商人須愛國的要求。有外媒稱國家監管部門已展開對交易的審查，但官方未有正式回應。特首李家超表態反對在國際經貿關係中使用脅迫或施壓的手段，指任何交易必須符合法規要求。
社會上──尤其市場及國際投資界──出現種種揣測和爭議，事件仍在發酵中，尚未完全定局。但無論終局如何，已對當前中美對立、地緣政治衝擊經濟下的營商和投資大環境，產生警示。有論者認為「香港公司只要基於經濟或商業利益來考慮問題的時代已經結束」，事情並非這般平白簡單。
商業行為vs.政治盤算
作為上市公司及跨國企業，長和須向股東及國際投資者負責，趨利避險，作出商業決定應對；只要依規依法行事，並獲港口所在國監管當局批准，本無可厚非。美國特朗普總統針對巴拿馬運河控制權霸道施壓，長和被點名，故出售運河相關港口營運權益，難說不存在政治壓力（包括來自或已屈服美方的巴拿馬政府）。
但今次交易，還涉及橫跨美亞非和大洋洲各地的其他港口。長和多年雄心壯志，投資全球戰略性的港口，港口業務收益截至去年6月底達215.94億港元，按年增9%，不似因為投資重要港口已「無利可圖」而須大舉退場。儘管港口與物流業務的前景確受到貿易戰及關稅戰蔓延影響，唯其他業務範疇何嘗能夠置身如此全球性的衝擊之外？這宗交易究竟是洞察先機的退場套現，還是仍有其他盤算，當中必含對政治形勢和風險的評估。問題是長和如何評估北京的反應？
長和集團建業發跡於香港，曾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積極投資內地（包括深圳鹽田港）大獲紅利，並自本世紀起銳意走出去，業務國際化及多元化，遍及基建、能源，港口、電訊、零售等。其雖於2015年遷冊開曼群島，但仍被視為龍頭港資，也算是國家一顯赫的外向型國際化民營企業，象徵意義重大。今次把其長時間建立的全球戰略港口商業據點（共53個港口的43個）出讓予美資牽頭的財團，於此中國發展航運大國及力求香港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之際， 毋疑造成一定挫敗感。
中央政府感到困惑，覺不能等閒視之，可以想像。交易事前有沒有溝通過？為何政府嗅不到任何味道？在在反映官商關係並非處於至佳狀態。反之，據外媒報道，貝萊德負責人曾向特朗普私下打招呼。弄至如此局面，究竟是長和因循過往經驗、過於短視、缺乏地緣政治下應有的政治敏感度，還是如極端陰謀論所指與美方共舞，並挫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乃兩個截然不同的解讀。解讀若含糊錯置，會引致處理失準。
政治與經濟分不開
回歸根本，政治與經濟（及市場）從來分不開，既有制度也存現實因素。早期古典經濟學盛行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及保護主義，後來資本主義論述才強調市場開放自主及企業自由，但重商主義時而陰魂不散。傳統馬克思主義則視經濟為社會的基礎建築，政治及文化等為上層建築，反映經濟制度與生產模式。二戰後歐美國家（政府）致力維護整體資本主義更好地運行與延續，有時甚至衝擊個別資本家利益以維護制度利益（如一些再分配政策、勞工立法及福利體制）。
現實是，沒有國家的制度性支撐保障，企業難以牟利；政商積極互動，才能相得益彰。自由市場不等於政府不予規管，美國的反壟斷和反合併法律，及美英澳等國可以國家利益或安全為由阻止一些外資收購本國戰略性的企業（如能源、高科技）和基建設施，乃典型例子。2016年澳洲政府否決長江實業和中國國家電網公司聯手收購澳洲電力公司Ausgrid 50.4%股份的計劃，指不符合澳洲「國家利益」。政府可藉法規以至勸喻影響企業的「商業」決定，如2020年在英註冊的匯豐控股受指示決定不派息，以配合當時英國政府的金融安全部署，犧牲廣大小股東（包括香港）和外資股東（如中國平安保險）的利益。
國家無商不行，政必挺商。對開拓海外市場，政府發揮重要作用，一些國家如澳洲及加拿大，把外交與貿易置於同一政府部門。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下打擊外國利益的行徑，使某些美資寡頭企業受惠。經濟危機時，除國企外，民企也靠政府施援，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美歐國家不能讓市場崩潰、巨企倒下，一些銀行靠政府財政支持甚至短期接管，以避過厄運。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香港特區政府動用千多億港元外匯基金入市擊退海外「大鱷」，以穩定股匯；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航空旅遊不振，政府注資及借貸合共273億元予國泰航空公司，助其度過難關。
國家與企業利益糾纏
雖說商人「在商言商」、只重市場，而市場全球化，故曾有「商人無祖國」之言，仿效馬克思「工人無祖國」之說。但現實上，在今天新經濟國族主義情緒高漲、重商主義復燃下，商人及工人皆不能抽離國家的利益。弱國無外交，弱國也不利企業走出去。
誠然市場競爭下，企業仍須靠自身商業實力和投資眼光，唯作出商業決定從來都不能單純考慮內部運作的所謂經濟效益。商業角度既含經濟，也及政治。
國際金融貿易秩序亦受政治影響。例如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美國對一些中國中央及特區高層官員實施制裁，本港銀行受制於這些措施背後的金融遊戲規則（如美元支配的SWIFT跨境金融交易系統）而不容許受制裁者維持或開設戶口和借貸，連中資銀行也怕其國際業務受影響，而不願冒違反美國制裁令之險。TikTok所屬跨國平台企業字節跳動公司，因其原中國背景而備受美國時任拜登政府遏制，須出售美國業務予美資，否則撤出美國市場。拜登政府也阻止日本製鐵公司收購美國鋼鐵公司，理由是對美國國家安全和關鍵供應鏈帶來風險。類似例子，各國皆有。
所謂純商業行為，只屬鏡花水月。香港及港資跨國企業處身動盪多變的國際地緣政治，地位脆弱，從前看似左右逢源的中立地帶不復存在。壁壘四起下，企業行使營商自主自由，實不能不兼顧國家戰略和國際政治的變化。但政府不應動輒視企業為國家政治的工具，否則在目前地緣政治陰謀論下更易墮入人家陷阱，因美國已認定「香港公司也必定受中國政府控制，不復自主，必須聽命」。
政商共同應對地緣政治
從上述的政經大環境去解讀長和出售港口事件，事情便非簡單的黑白二分，任何道理陳義也不宜極端化。長和應對美國針對巴拿馬運河的壓力，究竟是出售港口營運權益、擇利保身退場，還是堅守合約權益，既看巴拿馬政府會否向美方靠邊站，也得看中央及特區政府如何有力有謀地支持港資頂住壓力。今次事件說明，改善官商互動關係，急須提上議程。
地緣政治挑戰嚴峻，唯中央更重視國家制度的開放，促進國際合作。日前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會上，李強總理鼓勵外資企業深度融入中國市場，並盼美方與中方務實合作，用更多利益增量去解決貿易不平衡等問題。中央也要求外向型城市廣交朋友，如上海市長龔正表示，上海將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為美資企業提供「更大舞台」。
作為資本主義特區及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香港全方位對外招商吸資、鞏固樞紐地位，更責無旁貸。今年全國人大會議，李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港澳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因此，如何合情合理也合法合規地處理長和事件，關乎釐清原則與利害關係、穩定企業界信心，對國際交往及投資合作具指標作用。處理手法分「熱處理」、「溫處理」、「冷處理」各層次，聚焦尋找妥善補救，莫讓議論變成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