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是我困難的一年：早前的天安門事件令我身心不安。不但心情鬱悶，呼吸系統和心臟都出了問題。新的工作又令人煩惱：怎樣處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大學領導層不合理的要求？怎樣帶領弱勢的學系向前走？
先說第一點：大學有什麼不合理的要求？簡單地說，就是同事的工作表現與學系的資源分配掛鈎的問題。大學要求同事多做研究、多在有分量的國際學報發表論文。這要求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但執行起來卻大有問題。我系的職責主要是為香港中學培訓良好的科目教師，同事關注的主要是適用於香港的課程和教學法，他們的讀者主要是香港的教師。
弱勢學系走出困局之法
那麼，為什麼非要他們以英文在國際學報發表文章不可？國際學報會發表專門討論香港教學問題的文章嗎？它們的讀者會對這些文章感興趣嗎？如果以英文在本港的專科刊物或以中文在內地、台灣或本港的報刊發表，大學的評審委員會又會認為「不夠格」，評分甚低，甚至不予評分。這對我系的同事公平嗎？可是，作為系主任，我又不能躲開這個壓迫同事的指令。而且，如果同事的產量不足，學系的經費又有被削之虞！
至於第二點：弱勢的系怎樣才能走出困局？我苦思良久，最後決定借助兩個研討會：先衝向海外，再回歸本土，藉此深化香港各科，特別是中國語文科的教學工作。第一個是《東南亞地區華人社會的課程改革：二十一世紀的挑戰》，第二個是《香港課程改革：新時代的需要》。這兩個研討會是有連續性的。它們沒有令人失望，雙雙取得了預期的成果，把課程與教學學系帶上了一條康莊平坦的大道。附圖是這兩個研討會的論文集。
在中大16年，我一共辦了四個研討會：第一個是1983年3月30至31日假葛量洪教育學院舉行的課外活動研討會，第二個是1990年8月6至10日在港大進行的地理教育研討會，這兩個研討會稍後會詳細交代。下一篇先介紹分別在1993年6月21至3日和1994年4月29至30日假中大教育學院舉行的兩個課程改革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