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香港政府邀請國際教育專家來港，透過考察、訪問、研究文件資料、會見相關持分者，並依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般工作方針，翌年提交《香港教育透視》國際顧問團報告書。不少本地教育研究學者及前線領導多年來都認同這份重量級文件在之後很長時間內，影響了港府教育政策的制訂和推動教育系統的變革。
究竟40年前的香港教育是怎樣的？本文無法三言兩話勾畫出來，或者以下幾個數字可提供一點想像：第一屆享受9年免費教育的學生剛在那年升上高中、適齡學生升讀大學比率為2.2%、投入學校及大專開支總值是36億。
本文擬借報告發表40周年之際，回顧當年所提出的幾項優先處理事項和其後發展的大概。
制定全面性的語文政策
專家發現香港學生在語文學習上有很大負擔，既要學中文，也要學英文，不過大多數學生的母語是廣州話。原來當年已出現了語文水平下降的現象。早期只有富裕人家才享受到全面的教育，他們能有較多支援去學好兩種語文，但推廣到全民教育服務後就出現了問題。他們亦發現，較多家長傾斜於英語的學習，甚至因此而導致沉重的家課壓力。
究竟現時的教學語文政策是否就是當年專家提出的「全面性」？相信都是可圈可點、人言人殊，但必須肯定教育當局確是曾下了一番功夫，不過教育現場所見到的情況與當年其實相去不遠。家長仍然追逐英語授課的學位、社會仍然傾斜於英文、學生語文水平仍然被評為下降中！更且，教學語文政策在任何時期都充滿爭議性。
改善師資及專業化素質
這原是針對老師要掌握好兩種語言才可以更好地進行教學，當年專家認為不少老師未達到雙語教學而提出這點；其中亦提到師資訓練及專業化的建議。在之後港府所頒布的多份教育統籌委員會報告書內，確建議了不少政策，而且也一一落實，例如：統整師範學院升格為頒授學位的教育學院，多年前學院亦順制轉為教育大學；要求老師在職持續進修達至某個專業進修時數；制訂教師全面學位化等政策。
不過現實是，教師在極為繁忙的教學生涯中抽出時間進修而導致疲累不堪，甚至影響教學質素；主因是兼顧教育政策和當中引致的行政工作令老師空間被擠壓得很。
近期的社會事件、一些涉及風化或交換利益案件，都令人對教師專業行為產生疑竇。當年的優先，會否仍然做得未臻足夠？
審時度勢擬訂教育政策
當年學生需要經多重甄選關卡：如JSEA、會考、高考，40年後的現在只餘下升中派位和DSE會考，但有些學校至今校內測考上仍保留以甄選為主的模式；所以促進學習的評估素養仍然需要持續推動。至於派位程序雖已改良很多，不過仍需與時並進。幾十年後的社會所面對的實況，其實與當年的社況已有很大的改變，派位機制不可停滯不前。
這方面的改善實在很顯着，40年後大學學額增長了百倍有多，升大學率亦增加了十多倍。中學畢業生的升學機會絕對大為改善，然而社會進步卻令學歷通脤惡化，大學生求職優勢漸漸消褪！
80年代後半葉至回歸前十分活躍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彷彿就是報告書內倡議的常備組織，但近廿年來教統會似乎轉趨低調。另一個給提議成立的組織：教師中心，在運作了30年後卻被教育當局解散了。
簡單地回顧可見有關當局曾努力實踐顧問報告所提出的五個優先，但社會變化實在又快又大，實踐了的也是不夠，還需要經常審時度勢，制作適切的政策和制度，本地教育系統才可以持續良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