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下半年敦煌和故宮一同在香港展覽，你可有想過這成果得來不易？敦煌、故宮、香港連在一起，是時空的機緣；這機緣是香港史的一部分，它的意義應該讓更多香港人了解。回顧敦煌、故宮並存於香港的機緣如何出現，有助於探討它如何再續，尤其是香港正着力於文化創新產業。
敦煌和故宮一個守着絲路，一個䇄立在帝都，似乎不相干，其實它們暗裏相通。看通這相通處，才能真正揣摩到敦煌和故宮在中國的價值，價值只有深入體會到，才能有效吸收到，對香港這是重要的一步。
敦煌和故宮的關係
表面看來，敦煌和故宮確實是不相干的。地理上相距千里：一個在西，一個在東；時間上一個是中古，一個是近古；性質上一個是皇家的，一個是民間的。
但有十多年，我負責出版敦煌和故宮兩大機構的全集，不時今天在敦煌、明天在故宮，久之感到昨天在敦煌見的，今天在故宮竟然又碰到。那些年我鼓動工作的說詞是：在敦煌發現的問題，可能在故宮見到答案；在故宮見到的現象，可能在敦煌找到源頭。對於讀文史的人，有機會同時編敦煌和故宮，不是極為難得的機會嗎？
所以當你換一個角度看，所有的不相干就變成相干，因為敦煌和故宮可以對應互補。
地理上敦煌在西，是對外交流的前線；故宮在東，是冠蓋雲集的首都。恰恰是東西文化交匯重鎮與全國文化中心的對應。
時間上，敦煌繁榮於南北朝到元代，故宮則是明清兩朝的政治中心，正好前後相接；而故宮傳承歷代藝術珍品，又與敦煌的宗教藝術既相異又有所重疊。
至於皇家與民間身份的不同，更是互補恰到好處。中國藝術有個特點，就是朝廷與民間恆常互動。想想紫禁城皇宮與北京四合院民居，其實紫禁城就是擴展了、華麗了的四合院組合。上層和民間的互動一直是中國藝術的特色，而民間在其中並不只是被動的角色：熟悉中國文學的都知道《詩經》和《楚辭》的關係，知道詩、詞、戲曲、小說的嬗變關係；在工藝美術上，民間高手以技藝和創意了得，被召到宮廷服務，宮廷的風尚和精益求精要求又引導著民間的提升；諸如此類，都使我們明白民間的敦煌和皇家的故宮並不割裂。
這次故宮來港展出傳顧愷之的《洛神賦圖》，洛神所乘的車和敦煌第249窟（西魏）的西王母車，結構上如出一轍，車上兩人，車尾旌旗飄揚，拉車和前呼後擁的神物也可以對應。這兩幅圖一定還有個共同的源頭。
中國山水畫史的發展也各在敦煌和故宮展示實證：第285窟（西魏）和顧愷之《洛神賦圖》的山樹，都是人大於山的時代風格；故宮有王希孟青綠山水名作《千里江山圖卷》，敦煌有如假包換的唐代青綠山水；宋元文人興水墨山水，敦煌的榆林窟第3窟也突然出現兩幅巨型水墨山水畫；這次來港有馬遠的《水圖》，畫水的千姿百態，敦煌的水也多姿多彩，第172窟的盛唐流水就動靜皆宜；曾在9號館展出一個月的趙孟頫《人騎圖》，是畫家追摹唐馬的得意之作，敦煌第156窟（晚唐）的《出行圖》裏，一列唐馬充滿動感。
連香港故宮展的清宮朝服像草稿，其中標示顏色的方法，跟敦煌發現的隋代未完成壁畫上的，亦一式一樣。
需要補充說明一下：敦煌的文物有兩類：石窟、藏經洞文獻，兩者都有重要性。藏經洞文獻很重要，但石窟是其母體；石窟壁畫和藏經洞遺畫就有很多共通處，藏經洞文書又可以用來研究敦煌石窟在古代的活動。
至於故宮也需要說明一下它藏品的地位。故宮是建築、內庫珍藏、宮廷活動、地方貢品、外交禮品的總集。因為蔣介石要求運故宮文物到台灣，至今仍然有說北京故宮藏品是次貨的，這說法之誤，我在〈駁故宮A貨說〉（https://m.orangenews.hk/details?recommendId=101384）已說明過了。
中國兩個最大的文化藝術寶庫
如果以時間延續性、文物數量、成體系、唯一性為標準，敦煌和故宮可以稱為中國兩個最大的文化藝術寶庫。這樣說不是貶低其他博物館或文化遺址，只是指出敦煌和故宮在中國眾多文化藝術寶庫裏的特殊性。
要說代表全國的博物館，那中國國家博物館怎會榜上無名呢？它的展品都既大且精。為了支持全國題材的展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還可以向全國調文物來展覽。但是它並非自成體系；嚴格來說可以複製（雖然不會做），並不是唯一的。還有上海博物館，研究和展出力量之強，不負全國第一商業城市的博物館的名聲，但情況同中國國家博物館相似。
要說獨具特色不可取代的博物館，還可以舉陝西博物館、河南博物館、南京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等。論商周青銅器，漢代陶器、陶俑，唐代壁畫、金銀器、三彩俑，故宮不及河南博物館和陝西博物館，因為它們在商周漢唐的核心之地，而且還不斷發掘出新東西。論南北朝文物，故宮不及南京博物院；論遼金文物，不及遼寧博物館；由於近代歷史的動盪，南京和遼寧兩館甚至還有不少原故宮的文物，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都是從由遼寧博物館館長發現，後來調撥回故宮的。這些數一數二的文物大省博物館，足以和敦煌、故宮比肩，但它們的藏品有一定的時地界限。
中國還有很多有特色的主題博物館，像南越王墓博物館、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浙江良渚文化博物館等等，則所代表的時間短，地域小，延續性更有限，雖然它們的展品都非常精彩。
掌握敦煌和故宮這兩個中國最大的文化藝術寶庫十分重要：欠了對方，呈現的中國都未完整。光是故宮，未免太精緻、太文人氣；而敦煌有明清以來中國人久違了的熱情，這在宗白華的著名美學散文〈略談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裏寫得很生動。
如果你暫時只有時間和精力掌握兩個中國文化藝術寶庫，那麼敦煌和故宮就是恰當的選擇。
敦煌x故宮與香港的關係
這兩個寶庫怎麼與香港建立起關係，下面用時間表條列它們與香港的因緣。仔細看看這個表，會明白文革結束，中國開放，為香港提供了怎樣的窗口，同時見到由194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到2014年這60年間，敦煌沒有來過香港展覽；而故宮文物也要到香港回歸10周年才首次在香港政府麾下的博物館展覽。而在政府有行動之前，香港的文化界在1980至90年代已經在努力推動香港人認識敦煌和故宮，其中出版的作用更十分明顯。
1980及90年代香港文化史
中國一開放，世界產生一股了解中國的熱潮。這時候的香港可以自命在兩岸四地中最了解世界，30多歲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正嶄露頭角，透過留學、觀摩、交流，他們知道世界的出版標準，而香港的印刷業也漸成氣候，正在向世界四大印刷中心的目標前進，出版印刷界充滿一股創業時代的朝氣。香港的出版界立即抓住這個機遇，為故宮連出三本世界水平的大畫冊。這時的故宮也願意讓香港出手，向世界介紹它。這個過程有很多有趣故事，可惜我在搜集本文資料的過程中，發覺這些資料已開始流失了，看來這段香港文化史也漸漸要淹沒。
以1980年代的成績為基礎，1990年代，故宮和敦煌一前一後地讓香港商務出版全集。中國最大的兩個文化藝術寶庫的全集都由香港出版社來做，這價值和意義非常大，但直到今天這一點還不為許多香港人所明白。我親歷兩套全集的出版工作，知道為什麼，也知道它們的價值，以及對出版社的挑戰。與今天中國的富裕截然不同，1990年代的中國出版經費欠缺，印刷也未及世界標準。香港商務在全然沒有資助的情況下，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中國最大的兩個文化藝術寶庫的全集，其間艱巨實不足為外人道，同時，難忘的、有趣的經歷也有很多，可惜這些歷史故實也在漸漸埋沒。
1980及90年代的時代機緣，加上香港文化界的主動，尤其是出版和印刷的角色，成就了敦煌和故宮的文化藝術為香港社會所認識的機會。這20年的基礎，對21世紀敦煌和故宮文化藝術在香港的發揚，有很大的奠基和推動作用。
如果把視線再看大一點，香港政府的博物館到2007年才有故宮展覽，但自1999年開始，澳門的博物館每年都辦故宮文物展覽，至今依然。我記得那時編故宮全集，故宮的主編就頗為自得地跟我說，現在他們跟澳門博物館的人很熟了。澳門甚至還有能力結合故宮和上海博物館兩家大館聯合做畫展，展過四僧、董其昌、陳淳、徐渭等的畫作，搞得那時香港的藏家每次都趕到澳門去看展覽，因而對香港的落於人後頗有怨言。
澳門多年來舉辦的故宮文物展覽
更不幸的是由1980年代初到現在，這40年來也是香港逐漸成為知識孤島的時候。要證據？我親見的就不止一次。香港這種知識孤島的格局，與同一時段裏世界訊息加快流通、中國逐步開放的形勢是矛盾的；也與知識經濟的口號下，逐步將文創產業推為戰略產業的形勢背道而馳。今天大家見到南韓的文創產業成績而驚艷，但南韓是早在1990年代就布局向這方面發展的。
香港富於資訊，香港人腦筋靈活，香港的環境寬鬆自由，說得都很好。但訊息不沉澱不是知識，知識不沉澱不成智慧；創作不止要有內容，也要有深度。文化創意產業雖然是經濟，講創意，但它是以文化為原料的。原料的水平影響創意的高度，而敦煌和故宮是中國文化中高水平的原料。現在香港人得以近距離接觸敦煌和故宮的文化藝術，香港不能再錯過機會了。香港懂不懂怎樣借機脫胎換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