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伊始，中國共產黨就堅定地秉持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這一理念的深遠意義在於，它承認了真理的相對性和可變性，沒有絕對不變的真理，只有經過實踐檢驗，才能判定其真偽。因此，所謂的「真理」並非鐵板一塊，它有可能是「錯」的。關鍵在於，我們必須通過實踐去探尋、去驗證，才能明辨是非，掌握真正的真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中國共產黨經過百多年的成長，走過的路也不是直路一條，作為香港一位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老師，在透過國劇了解近代中國發展史的時候，最印象深刻的，其實是看主旋律中如何處理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挫折和錯誤，這對香港公民科老師向學生解讀新中國發展史有非常重要的啟示。
之前在兩齣國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和《奔騰年代》中，也看到主旋律對於文革的描述，實事求是，而不是避而不談，單是這一點，已可向同學展示中國共產黨勇於承認自己過錯、勇於承擔的精神。而另一個在之前的國劇中，較少提及到的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挫折，就應該是1931至1935年，紅軍面對國民黨5次圍剿，但軍事大權卻落在由共產國際派來的博古等人，毛澤東可說是鬱鬱不得志的這個時期。在2023年首播的歷史革命劇《大道薪火》，就首次重現了這個時段的中國共產黨發展歷史。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長征前的這段歷史，就算在500多頁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也只是佔有2頁多的篇幅，一眨眼便已到了遵義會議。但看《大道薪火》提到這段歷史的時候，有些概念可是衝擊了筆者（也總算是為了公民科的推展而進修了3年多歷史革命劇）的固有認知：例如，原來在1931至1935年這段時間，毛澤東已經是國家主席，而這個「國家」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以前看《長征大會師》與《延安頌》時，也會聽到中國共產黨在長征前曾建立蘇區，但這個蘇區的概念對於筆者來說也是比較模糊。筆者以為蘇區只是一個被紅軍佔據了的特殊區域，但原來這個蘇區是一個國家的概念，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有自己的國旗、國徽、國歌，也有自己的國家銀行和貨幣。當筆者一路以為毛澤東在1949年3月進駐香山時才開始「學」管理一個國家，卻原來在18年前的1931，毛澤東已經成為了國家主席，只是當時還是要以共產國際馬首是瞻。
所以，當在長征時，紅軍要轉移，要轉移的原來不只是人和軍事設備，原來是整個國家，包括印鈔的石印機、鑄幣機、紙張和油墨等，這就更能感覺到長征的不容易，也可以了解到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並不是1949才開始規劃，而是在1931年便已經開始展現雛形了。
大道薪火，維繫不易
《大道薪火》以獨特的視覺，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革命中金融行業發展的空白，也讓我們知道，其實中國共產黨發展金融業以推動社會發展，並不是1978年改革開放才出現的新事物，而是在1931年已經開始。社會主義而不是不發展金融，而是把金融的作用實際用於百姓身上。
整個新中國的革命事業，面對外敵，本身已是夠難，但當毛主席與周恩來、朱德等人可以坐在領導的位置上，一切總可化險為夷；但在這個時期，毛主席不單面對外憂、國難，更面對嚴重的內耗。如何面對接踵而來的逆境而保持正面和熱誠，應該也是現代的我們最需要學習的，對於培養學生12個首要的價值觀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