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說的就是人的故事，尤其是紀錄片，更離不開「人」。
《萬里千尋》是部長篇紀錄片，說的就是張大千（1899-1983）漂泊海外的故事。
「五百年來一大千」──張大千是中國著名畫家，他的畫作拍賣價，創下天文數字，每幅以億元計，但在藝術史上，他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傳奇人物，關於他的藝術人生，亦有很多的謎團。
張大千1949年離開中國大陸後，在海外漂泊近30年，從亞洲到南美，從歐洲到北美，直到人生最後的幾年，才定居台灣。
美國華裔女導演張偉民，花了12年，追尋畫家張大千在海外數十年的傳奇經歷。她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沿着張大千的足跡，尋覓探究，走訪全球多地，包括北美、南美、歐洲、中國和日本等，訪問了張大千的家人、朋友、弟子，還有收藏家、學者等，為大家解開這位藝術家後半生之謎。
在影片中，張導演親自出鏡，以自己的旁白來講述這個故事，帶領着觀眾，一起踏上這趟奇異的旅程。電影填補張大千後半生在藝術史上的空白，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很多有價值的線索。
12月8日，《萬里千尋》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映。我看了這齣紀錄片，也聽了導演張偉民和執行監製司徒元傑的講座，還訪問了張導演。她談到電影的製作緣起，也分享了拍攝過程中的種種經歷、感受和體驗。
緣起則不滅
張偉民成長於北京，早年學習美術，繼而在北京電影學院主修攝影，其後往美國留學，修讀電影，畢業於俄亥俄大學電影研究所，現為三藩市州立大學電影系教授。
談及《萬里千尋》的攝製，就從2011年開始，當時她剛進入三藩市州立大學任教，因緣際會，看了一摞塵封已久的16毫米膠片，「一個身穿長衫的老人，長着白鬍子，在加州的圓石灘漫步，撫過松柏，遙望太平洋，似乎是凝視着遠在東方的故鄉……」膠片攝於1967年，保留了張大千在加州的珍貴影像。
同校的藝術系教授Mark Johnson，把膠片交到她的手上，興奮地說：「我終於找對了人！」期望她可以做點什麼。
張偉民指出，「我對畫家感到興趣，跟學習經驗有關。進電影學院之前，我是學繪畫的，對於中國繪畫發展的歷史，也有一定的認識，但張大千對我來說，仍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形象。」
這卷塵封的膠片給予她很大的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張大千曾住在加州，以前，我只知道他在1949年離開中國大陸，然後1983年在台灣去世，但中間的過程，卻是一片空白。」
同時，她也感到很好奇，「如果他在亞洲，生活在台灣、在香港，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可是他居然身在美國，我生活在三藩市，距離加州的海岸也不遠，我們好像在同一個空間，雖然時間不同。」跨越時空，不期而遇，讓她覺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個緣份。
「這卷膠片靜靜地躺在這裏，仿似被遺忘了。然而，相隔接近半個世紀，竟然讓我看到了，也許是命中注定。我跟膠片還有一個緣份，我也生於1967年，跟它同齡，這大抵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她不斷強調的，是「冥冥之中」，同齡的膠片，燃點了她的研究興趣。
「我從沒想過，這卷膠片竟然讓我開啟了一段長達12年的尋找……」從接到膠片的那一刻開始，張偉民就感受到一份被賦予的使命感，自此與張大千結下不解之緣。
上下而求索
「初時，我找不到任何資料，也不知道到哪裏找。」自2011年開始，張偉民就從採訪人物入手，遍訪跟張大千接觸過的人，包括他在世的家人子女、朋友故交，還有台灣、香港的學者，例如高美慶教授。
高教授的父親高嶺梅先生，跟張大千是好友，「2011年，我到香港訪問高教授，她道出了張大千與乃父的交誼，以及他的藝術表現，可是她對於巴西的情況，卻不清楚。張大千曾住在高家，但逗留在香港不足一年，就出發到阿根廷去，香港只像一個轉口站。」1951年底，張大千帶着全家大小，共十多人，飄洋過海，搭了50多天船，終於抵達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但他沒有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停下來，而是選擇在門多薩（Mendoza）定居。
「一個藝術家跑到西方去，選擇一個如此遙遠偏僻的地方，實在不可思議。縱使在現在，如果我們要移民，也甚少選擇南美吧，尤其是門多薩，一個靠近智利的山區。」他為什麼作出如此抉擇？實在是一個謎！
張大千在阿根廷的日子只有兩年左右，因為得不到居留權，又得移徙到巴西去。1954年，他在聖保羅州摩詰市（Mogi das Cruzes）的一個村落，購置了百多畝的荒地，建成中式的山水亭園，取名「八德園」。可是，到了1970年代，巴西政府收地興建水壩，導致八德園被淹沒了。
張偉民曾訪問過張大千的兒子張保羅，「他住在加州，告知我八德園早已消失在水下。縱使到了那處，什麼也會找不到。」
她慨嘆，「被訪者所知的，其實很有限。關於巴西，仍是一片空白，沒有具體的答案，令我很迷惘、困擾。在這個世界，沒有誰能給我答案，答案就得靠自己去追尋。」不斷的上下求索，令她感到很stressful！
不過，她也指出，「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有很多事情是未知的，每次發現一些新材料，無論是一張新的照片，還是一個新的人物，都會帶來興奮……」
走訪八德園
直到2015年，張偉民已經完成了部分的採訪，還將訪問的片段做了一個網頁，帶來了轉捩點。「一個巴西記者approach我，問我片子拍完了沒有？我說還未拍完。」記者告訴她，可以帶她去八德園。「雖然保羅說什麼也看不到。可是我卻感到，我一定可以找到什麼，我還是要去的。」2015年1月，她飛到聖保羅，然後去八德園。
那一年聖保羅旱災，水位下降後，顯露八德園遺址，走在荒蕪的廢墟上，面對庭園巨石，讓她對八德園有初步的認識，「白色的水鳥，悠悠飛過，我彷彿看到張大千在園中漫步……一切都變得真實起來。」
其後，每隔一年，她都會到巴西，每次都有新的發現。她在摩詰市找到張大千的日裔家庭醫生Mori，說起不少當年的往事，又展示他相贈的畫作。她又採訪了張大千留在此地唯一的弟子沈潔，他的花匠、鄰居，以及當地的藝術家。「沈潔曾帶我去八德園，她告訴我，那處是畫室，那處是亭子……」酷似四川巴山蜀水的環境，園林的殘影，更令她深深感受到畫家的鄉思。
張偉民自言，「前幾年的追尋，有如霧裏看花。至2015年，張大千離我比較接近，也更真實，因為我知道他曾在這裏生活過，他呼吸的空氣，我也呼吸到了，他看到的日出日落，我也看到了……他的形象顯得更具體了！」
張大千在巴西居住了十多年，張偉民認為他已找到自己的桃花源，「我最想了解他對理想的追求，以一個藝術家來說，他的桃花源在哪裏？前往那麼遠的地方，不單止是為了生活，他一定有自己的理想，而且跟藝術有一定的關係。」桃花源這個觀念，一直貫穿張大千一生，他遠離中國，是覺得這個世界上還有桃花源。張大千在1951年繪畫的《桃源圖》，將扁舟繪於畫的一邊，舟子回望他住過的青城山，從畫作構圖可知，他渴望遠赴海外，尋找心中的桃花源。
她鍥而不捨，年復一年，只要尋到一些線索，就籌畫出發。2019年，她在不同的城市，找到了張大千1966年在巴西繪畫的兩幅作品。「就在這關鍵的一年，我找到了《清溪探梅圖》，我感受到，張大千已身在桃花源裏，他的人生和藝術創作同時達到了頂峰。」這幅作品的上半部是抽象的潑彩，下半部是具象的傳統中國繪畫，他當時已將原創潑彩和中國傳統繪畫融合起來。
她在巴西小鎮Olinda的美術館地下室中，也找到了《瑞士雪山》，潑墨潑彩的佳作，教人驚艷。「巴西是張大千的第二故鄉，兩幅畫作就是他贈送給巴西的禮物。」她笑着說。
覓覓復尋尋
疫症持續蔓延期間，張偉民被迫停止海外的拍攝，藉着這段時間，她深入調查，繼續蒐集資料。「巴西不是藝術創作的中心，那些年，張大千一定要到西方去，西方的藝術中心就在法國的巴黎。」
有關歐洲的部分，除了1956年張大千和畢加索在康城的一幅合照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資料。「當時西方的報章怎麼說，完全沒有記錄。單靠一張照片，我不能道聽塗說，我要繼續尋找下去……」
皇天不負有心人，她的學生找到一張報紙的方塊，「”Comment peut-on être Chinois?”（How can we be Chinese?），La Mode的標題已彰顯出他們對張大千的評價。」
報章報道了張大千1956年在巴黎的展覽，賽努奇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展出他在敦煌臨摹的壁畫，而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Musée d’Art Moderne de Paris）則展出他的其他畫作及收藏的古畫。兩個博物館級的個展同時舉行，實在罕見。
接着，張偉民又發現了張大千1961年再到賽努奇博物館展覽《巨荷圖》，《巴黎快報》（L’Express）的整版報道，詳細記錄了他跟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的對談。「這場歷史性的對話，討論的是東西方藝術創作和藝術哲學理念，馬松欣賞中國畫水墨的輕盈、流動，氣韻生動，而張大千則讚賞油畫色彩的純粹和特殊的質感。」張偉民指出，兩位大師在相互討論的過程中，非常融和，其後，還嘗試借鑒對方的藝術手法，實在難能可貴。
馬松創作了一幅水墨抽象畫《花園殺手》，送予大千先生，以表敬意。而張大千於60年代初期，已開始結合傳統中國破墨，嘗試潑彩，及至中期，出現經典之作如《瑞士雪山》、《愛痕湖》等。
尋尋覓覓的過程中，她又遇上了另一重大的發現，那就是1964年德國科隆的畫展。德國藝術家Hubert Berke夫人拍攝的超8毫米膠片，珍貴的歷史片段，展示了當年張大千與Berke的交流，在科隆展覽開幕禮上，他示範如何「寫竹」，畫上的題字，道出中國畫書畫同源的特色……也讓大家重溫他65歲生日時的萊茵河之旅。
另一珍品，是1956年張大千在日本出版《大風堂名跡》時，香港的影壇前輩──電影製作人朱旭華先生帶隊前往東京，拍攝他的紀錄片。張偉民發現了這段史料，讓張大千最早期的影像資料，得以面世，也很難得。而朱先生的兒子朱家欣，也是《萬里千尋》的執行監製之一。
心靈的提升
12年的堅持，談何容易。「一路走來，我像偵探般，追尋失落已久的資料，千絲萬縷，將線索串連起來，就拼成一幅精美的畫圖。」多年的尋幽探秘，張偉民將箇中經歷的甘苦，細細道來。
她不諱言，「最大的困難來自資金，每次出去拍攝都需要錢，我只能用自己的研究經費。這不是一部商業片，我根本不可能找到投資者，因為沒法承諾任何回報。我也不想受催於任何人，受到資金的掣肘，事實上，這是一個研究、思考的過程。」
「在中國傳統文化裏，12年是一個輪迴，也許，要渡過一個輪迴，我才能把張大千後半生的經歷發掘出來。不是我選擇了這個project，而是它選擇了我，或者，是大千先生選擇了我，讓我走進他的內心世界！」張偉民說出心聲。
「我很想知道一個藝術家，在西方生活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漂泊海外的藝術家。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這麼多年，我自己拿着攝映機去拍攝，彌補這一段空白，也是我的使命。我像一個信差，傳遞大千先生的理想和信念；我也像傳教士一樣，完成了一個Spiritual Journey，一點也不覺得辛苦，一切都是值得的！」張偉民坦言，12年就像一個修行的過程，從而帶動心靈的提升，可以碰到這個機會，接觸到一個偉大的靈魂，她心存感激。
離開巴西後，張大千搬到美國加州，1976年後到台灣終老。張偉民認為，藝術家的創作，大多取決於其文化背景和生活土壤，「我覺得他一生之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南美洲時期，在那段日子裏，他找到心中的桃源，也藉着藝術，走向世界。他遊走歐洲，傳達東方精神文明，弘揚中國藝術，還跟西方藝術家作出交流，東西文化的交融和激蕩，令他迸發出藝術的生命力，登上了創作的巔峰。」故此，她決定將電影的焦點放在這段歷史。
作品的背後，反映了畫家的人生取向，她明確地道出，「正如張大千的兩方印章『不負古人告後人』、『直造古人不到處』所示，這就是他一生追求的藝術理念。」
今年10月底，張偉民回到八德園的廢墟上，用竹桿支起銀幕，為大千先生播放了《萬里千尋》。這部紀錄片於11月，在第47屆聖保羅國際電影節，獲選為最佳國際紀錄片，亦於12月初，獲得了第20屆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中國故事優秀紀錄長片。
電影在香港故宮博物館首映時，張大千的家人，特地從世界各地飛過來觀賞，讓張偉民好感動，「他們對我說：『感謝你做了一件我們無法完成的事情……at least, we can show our support！』」
《萬里千尋》將於明年1月中旬，在香港正式公映。「期待影片可以觸動人心，希望觀眾看完後，不單是看到了什麼，知道了什麼，而是感受了什麼！」張偉民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