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論及「人」與「人才」、「培養人」與「培養人才」的分別與相互關係，基本上是基於對中國內地的觀察有關，雖然對香港也有意義。這裏重複強調一點：中國內地提出「培養人才」，但又提出「立德樹人」。前者可以說基本上是經濟話語，後者則明確是人文話語。
對於前者說「基本上」，是因為會有人說：「培養人才也包括培養他們的品格。」因此認為「培養人才」是廣義的，包含「立德樹人」。這樣說也可以，反正任何一個詞，都可以有多元的闡釋。
筆者這裏採取狹義的闡釋，有兩個原因。
首先，不斷聽到要培養「尖端人才」，大學要「拔尖」，都是從專業技術的角度提出的，甚少提到這些尖端人才的品德要求；也許覺得品德之類的軟性目標，不在話下。但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品德的元素，甚少進入「拔尖」的話語與方程式。因此感到，從絕對的專業能力來看「人才」，不能不說是一個主流。
其次，筆者把「培養人才」推到一個極端，是為了把這個概念與「立德樹人」形成一對矛盾，方便討論。這裏絕對不含「對」與「錯」的元素，而是覺得，承認矛盾，是對問題更深刻的認識。承認矛盾，才能深刻地認識到解決矛盾的方向。承認矛盾，就是說，矛盾的雙方是同時並存的，而不是要一方戰勝另一方、一方克服另一方。這是矛盾的統一。
承認矛盾 深刻認識
也就是說，既要「培養人才」，又要同時「立德樹人」。筆者逐漸認識到，這也許是讓今天後工業社會前進的思維。前文提到的高教面臨的三種挑戰，其實是三對矛盾。在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裏面，這是總體思維的一部分。本欄年前提過，我們說的「中庸之道」，不是「不鹹不淡」的庸碌或者不思進取，而是在取得一個光譜的中點，前提是要明白光譜的兩端。
簡單來說，明白和探究「培養人才」與「立德樹人」的矛盾，就要認識兩者的深層關係與互動。這，不是比只強調一方，或者兩者都表面碰一下，意義大得多？因此筆者逐漸悟出，矛盾的統一，陰陽的交錯，是我們認識社會、認識世界一把珍貴的鑰匙。
本文想探討的，是高等教育面臨的另外一對矛盾：為家國的福祉，與個人的福祉。這裏不打算去深究福祉的意義。探討的焦點，在於集體與個人。多年前，哈佛一個會議上、在公開大學（今都會大學）都曾經探索。如今又有進一步的看法，在此與讀者分享。
先說古代的科舉制度。筆者一直認為，中國古代的科舉，是選拔官員的制度，也沒有培養的功能，不是現代意義的教育制度；不過因為要讀書寫文，我們且將錯就錯把它當作是教育制度。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科舉解決得非常微妙。不是嗎？經過個人努力，十年寒窗，考取了功名，就可以當官，也就是為家國作貢獻，走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光明大道。但同時，個人的功名利祿、榮華富貴也就滾滾而來。上榜之後，「衣錦榮歸」，就是慶祝這種個人的社會上升。
1905年大清廢除了科舉，這種功名官途，一時陷入混沌。香港大學剛好與辛亥革命同年（1911），開始的10、20年，華人入讀的甚少。有論者認為，既非當年時興的留洋，又非可登仕途的科舉，入讀港大誘因絕少。反過來又說明在華人社會，念書是一件非常功利的事。
1949以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仿效1930年代蘇聯開始的嚴格人力規劃。教育的功能，基本是配合國家的人力需求。由國家的經濟五年計劃，延伸出每個經濟部門的發展目標，計算出每個部門的各級勞動力需求。這也就是各級學校的畢業生「產出」。就大學而言，從而推算出4年前各個專業的招生人數，分配到各所院校。為了保證各類專業的招生人數，高中生已經有了「服從國家分配」的思想準備。聽一些年長的說，那時候，「服從分配」是當年大多數青年理所當然的思想常規。
計劃經濟 服從分配
筆者手頭有一本195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青少年修養》。裏面有這麼一段話：「……（只）有集體主義，才是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關係唯一正確原則……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應當服從集體利益，必要時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個人的生命，去維護集體利益。」
為了家國的利益，犧牲個人的利益，其實也有文化的根源。美國人類心理學的先行許烺光就曾經說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沒有西方self的概念，只有「小我」與「大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我」是相對的；個人與家庭，個人是「小我」；家庭與國家，家庭是「小我」……不過，個人犧牲看成是社會發展的根基，卻是計劃經濟的特點。回看當年中國從「一盤散沙」逐步掙扎建設過來，這也許是時代的需要。在電視上看到原子彈、紅旗渠，甚至音樂《梁祝》，都是為國家竭力奮鬥的結果。不過文化大革命，又似乎把「個人利益」擴展到「個人思想」，走向了極端。
1980年代改革開放引入了市場競爭，人們逐漸適應個人奮鬥的局面，也因而煥發出中國嶄新的局面。不過，似乎又不同於我們習慣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從未出現過的一種社會形態。沒有陷入目前資本主義經濟普遍遇到的挑戰，但卻需要經歷着自由市場與宏觀調控之間連綿不斷的矛盾。
個人集體 可有新義
從教育的角度看，也經歷着個人與國家之間不斷變化的矛盾。就大學而言，解放初期比較絕對的「服從分配」，開放改革初期演變為學生與用人單位的「雙向選擇」，終於在1994年取消了畢業生的分配制度，於是出現了近乎自由擇業的局面。
近年，市場經濟最蓬勃的時候，出現了不少青年不就業而創業，而創業的空間也比較大。後來又出現了網紅、帶貨，至今不衰；但也出現了經濟條件足以支撐的「躺平」。說明個人發展的空間相當大。這時候，也許青年的個人考慮佔了主流。家國的考慮，在他們的腦子裏有沒有空間？
筆者在本欄不斷分析，由於經濟生產、消費模式的轉變，機構碎片化、工作個人化，已是不可逆的趨勢。科技的猛進，只會加劇這種變化。為學生準備他們的未來，教育難免要增強他們的自立、自主、自為的能力。
這也是上周談到「培養人」的基本目標。那麼，個人與家國的關係，應該怎麼樣？又可以怎麼樣？上述1958年《青少年修養》那段話，今天會怎樣寫？又或者根本不會有這樣的話語？反正現在的社會，人的意識是如何形成的，還有不少人在探索。
最近就業市場不穩定，出現了爭考公務員、爭取「編制」（有保障的職位）的轉向。有人問，是不是又有逆轉。筆者認為，考公務員與爭取編制也是出於個人的考慮，並不等於就是集體主義意識的再現。就業市場會如何發展？情況又會有什麼變化？還是「風物長宜放眼量」！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