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書名之故，我查閲了「荒誕」的詞義，具有「荒唐、不合理、愚蠢、尷尬、失去理性及雜亂無章」的意思，而其拉丁文absurdus中的surdus，還有聾（deaf）或被矇住（muffled）的含義。
究竟3年前的社會事件是否一齣荒誕劇，基於智有高低，答案肯定見仁見智，難有共識。但如將問題換成「如果時光倒流，我們還希望同樣事情再次發生嗎？我們還會作出同樣的選擇嗎？」經過幾年的沉澱，結論應該相當清晰。
如果我們還願意反思的話，接下來的很可能是這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2019年如此歇斯底里、不顧後果的社會事件？背後的原因究竟為何？
這本由王卓祺教授、梁韋諾先生及楊云博士所共同撰寫的著作，就是嘗試回答這個問題，走出了研究該重要事件的第一步。
三維理論：公權力缺位、虛擬廣場理論、一國兩制理論
早在2013年，王卓祺教授已提出「選票民主與認受性及良治沒有必然關係」，且認為如此制度既容易「從眾不從賢」，更很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及「激情專制」。
如此論述肯定不符主流風潮，批評之聲也此起彼伏，認為「民主的種種問題在西方已被正視」，「多數人的暴政在專制政權下更為糟糕」，甚至斷言中國政治模式已走到盡頭，10年內必有劇變……
事實證明，這些想當然的願望及預測一一落空，王教授所擔心的「激情專制」及「多數人的暴力」卻在本地隆重登場，上演了一齣後果嚴重的荒誕劇。這本《從修例風波到反中動亂》也應時而生，嘗試從多角度來解釋這場複雜事件的前因後果。
該書採用了三維論述模式予以解釋，包括利維坦公權力缺位、虛擬網絡廣場及一國兩制國家理論。作者認為在一國兩制的治理誤區下，公權力很容易失靈缺位，加上虛擬網絡的煽動，社會就會暴露於自然狀態，暴力與欺詐就會乘虛而入，導致了2019年的社會亂象。
如此論述頗為符合2019年的香港社會。當時社會上呈現兩極狀態，一方面是歇斯底里的狂熱暴力，另一方面是握有公權力的執政者應對失當，兩者惡性循環，導致了香港開埠以來最為嚴重的社會暴亂。直到國家公權力重新施行，荒誕劇才告一段落，避免了更為血腥，無法收拾的沉重後果。
書中也討論了中西政治文化差異、香港社會中西混雜本質，以及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生態，有助更全面地了解2019年的社會事件。其中〈一國兩制的歷史淵源〉及〈一國兩制的實踐如何變形走樣〉兩章，梳理得非常清晰，無論任何政治立場，都值得予以參考。
中西文化之外的另類群體
筆者尤其關注在該次事件中的群體性極端行為（尤其是青年人），以及主流人群對此行徑之默許及包容。對此現象，本書作者除了用「公權力缺位」等理論予以解釋，也運用了「極度西化」及「浮士德型精神特徵」兩種概念予以分析，認為在西方文化（欲望及衝動）影響下，很容易醖釀出（劣質）浮士德式的極端主義，為了所謂理想就可摧毀一切障礙，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
對此筆者深感認同，也有以下補充：
首先，港人之西化只是限於表面，其對西方思想及歷史背景均所知有限，近乎淺薄，就如政治評論者任意（中共元老任仲夷之孫，網名兔主席）所認為「香港這個政治巨嬰既不了解中國，也不了解西方，其天真及幼稚都是360°全方位的」。而不了解的原因是「香港人是站在香港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盧荻，2019）
此外，香港激進抗爭者的政治狂熱及破壞型理想主義，看似與西方浮士德精神有某程度脗合，唯内涵卻非常不同，既沒有相對應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淵源，如古希臘及文藝復興前期的人本意識，更缺乏箇中所蘊藏的的豐富內涵及善惡雙向性。
3位作者也洞察此點，故此將本地激進抗爭者歸類為「劣質的浮士德型人物」，是典型的極端主義，為了理念就可以不擇手段，孤注一擲，無視所引發的嚴重後果。
但是再深入探究，本地激進抗爭者之「家底」很可能連劣質的浮士德型人物也算不上，因為他們除了淺薄激進外，還呈現出一種基於「歷史虛無主義」下的空洞式狂熱。
如斯狀態在青少年身上尤其明顯，卻得到了主流的默許及肯定，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化身為歷史虛無主義的忠實信徒。
原子式的歷史虛無主義浮城
如果從宏觀視野來看該次事件，歷史虛無主義很可能一直是亂象底層之暗湧，不動聲色地主導着人們的思路及態度。
本書作者也有類似觀察，在〈斷裂的歷史觀與西方話語霸權〉一章中，談及百年來國人失去文化自信，深受西方論述影響。如此思潮對港人影響更深，很容易將貶中崇西轉化為反中/共的意識形態論述。
對此現象，本地3位資深文化人古兆申先生、文樓先生及梁秉中教授在1997年回歸前也有深入探討，將之記述於文化建議書〈文化回歸的理念和實踐〉之中，本書作者也有引用。
他們認為港英政府最重要的文化方針，就是透過教育制度及各種文化政策，「巧妙地瓦解香港人的民族文化觀念及價值」，以期塑造出一種「對生命沒有遠大追求，對社會沒有人文歸屬的浮游份子」，有利殖民地政府之管理及統治。
由於缺乏民族文化價值體系的薰陶及參照，主流港人均呈現出「原子化個人」的特徵，在「文化選擇、吸收或再創造時無所憑藉，更不辨主次」。他們雖然身處號稱「文化多元」的國際都市，但缺乏核心主幹，故此所謂的文化多元，「本質上只是以模擬、附和或盲目崇拜，隨波逐流為特色的『雜取文化』」。
因此3位文化人認為，回歸後特區政府如不亡羊補牢，致力於傳統文化建設，本地政局肯定難以穩定，更很可能出現港獨現象。
如果將本書内容（尤其是第二章〈香港是否一個中國人社會？〉）和古兆申等寫於1997年的〈文化回歸的理念和實踐〉相結合，我們不難發現香港社會既非典型的中國人社會，也非成熟的西式社會，反而是一座漂浮在歷史虛無主義之上，糅合了實用投機、短視重利、理想冷感，卻容易盲目附和、隨波逐流的雜取型浮城。
如此狀態在本地激進青年人身上就尤其明顯。虛浮的意識形態之爭似乎給了他們突然脫離平庸渾噩，有了「遠大追求」及「人文關懷」的開眼機會，居然能夠在基礎薄弱、一知半解及邏輯混亂之狀態下，如此歇斯底里，不顧後果地投入這場運動，致力於製造謊言、否定異己，繼而毫無底線地施以暴力。（邏輯混亂的例子包括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邵嵐於2019年之專訪，見註）
而在真正面對刑責之際，這類熱血青年的激情又瞬間消散或轉呔，更很快沮喪後悔，例如身陷囹圄的學生領袖岑敖暉在獄中如此反問，「唔知自己為緊乜困喺度？」，甚至思考「其實自己係唔係做咗Condom？」
以上行徑及思路，用上「西化」依然難以全面解釋，將其歸類於「劣質的浮士德人物」，也實在過度抬舉。更加難以理解的是，如斯水平的劣質港青居然得到社會主流支持，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步入癡狂，將香港拖進萬劫不復之深淵，不但不憂心喝止，反予以熱烈掌聲，更稱之為「優秀」，為其感「自豪」。
如此現象，肯定是世界社會運動史上前無古人的一幕，創下了歷史奇跡。在二重公權力缺位、一國兩制變形，加上虛擬網絡廣場之催化，才會在這個歷史虛無主義籠罩下的南隅香港，手挽手共同上演了這齣荒誕劇目。
亟須反思 繼續探討
2019年的社會事件猶如一顆五稜鏡，呈現出香港問題之諸般本相，也折射出人性的深層本質。作為研究該次事件的開拓型著作，《從修例風波到反中動亂──利維坦缺位下的荒誕劇》既予以理論分析，也提出建議方案，無論任何政治立場的反思型港人，都值得研讀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