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反對中醫，底蘊何在？──從《驗方新編》看魯迅的中醫認知〉
根據前文對《驗方新編》的分析，不難得知魯迅的中醫認知薄弱，且缺鑒別能力，將中醫視為經驗醫學，卻不知中醫之核心在於哲學思維和理論架構。
帶着這種認知的魯迅，在面對父親之死，直接否定中醫，走上了批判中醫之路。在他眼中，父親之死令他看清中醫的三大真面目，第一是無法治好父親之病，第二是用藥荒謬奇怪，第三是收費昂貴，且推卸責任。
我們且透過歷史細節和醫學知識，繼續探討以上看法的合理性。
魯迅之父 身患何病？
在邏輯上，療效並不是否定或肯定某個醫學體系的唯一因素，如此推論犯了以偏概全的謬誤。至於治不好病的因素眾多，譬如診斷錯誤，醫者能力不足，病者不予合作，更有可能是所患之病，本就屬於難治之症。
魯迅之父（周伯宜）的情形，就屬於後者。
根據其父水腫、腹脹及嘔血的症狀，研究者認為他所患之病該是肝硬化、肝癌或肺結核。為何患病？這是因為魯迅的爺爺（周介孚）於1893年捲入科場行賄案，被判「斬監候」，周伯宜也被剝奪秀才功名。此事令他打擊極大，更目睹家道中落，遂終日酗酒，吸食鴉片，且打罵妻子，後來患病臥床，於1898年去世，享年37歲。
即使在現代醫學如此昌明的時代，這些疾病也屬難治之病，何況是醫療水平落後的傳統時代。而且傳統醫學早有「神仙難醫膨脹病」的説法，「膨脹病」指的就是肝硬化、肝癌。
故此，周伯宜所患並非小病，而是嚴重疾病，按照當時的醫療技術，魯迅將其父交給西醫，也肯定是不治之症。（魯迅對當時的西醫也有諸多批評，包括療效和制度，在此不贅）既然西醫也是沒轍，那又為何要針對中醫？
所開藥物 是否荒誕？
魯迅另一怨言，是中醫所開出的藥物（藥引）過於奇特，包括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平地木和敗鼓皮丸。那究竟這些藥物是否奇特？又是否適合他父親的疾病呢？
我們且看具體功效。蘆根和甘蔗都可以可清熱生津、除煩止嘔；平地木可以祛痰活血、利尿解毒，適用於腹水及黃疸肝炎；至於蟋蟀，則可利尿破血，常用於水腫，及肝硬化腹水。至於用舊鼓皮所做成的敗鼓皮丸，看似古怪，但在中醫類比思維及用藥歷史上，這種藥物比比皆是。
對於這些常用藥物，魯迅卻覺得無比奇特，這一方面很可能是因當地藥物儲備並不齊全，例如沒人知道何為平地木，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對於中藥認知之貧乏。
至於成對的公母蟋蟀，那就真是離譜。如果醫者刻意如此，那真是為難病人，也有世故卸責之嫌。但從常理推論，醫家開出之藥物均符合病情，那又何必在一味藥物上刁難病者家屬呢？
故此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魯迅基於種種原因，記憶有錯，或刻意創作。
例如在1922年的文章中，魯迅提及當時所開的方劑中需要蘆根和甘蔗。但在1926年的文章中，卻說「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我就從來沒用過。」這是他記不清楚，還是文學作品中的東西本就並非絕對真實，因此也無需細細考量？
真相如何，永遠是個謎。但從常理出發，也許還有其他可能性。
治病醫者 是否庸醫？
好了，現在我們把目光放在魯迅提及的兩位「庸醫」身上。
首先是當地名醫姚芝仙，據説做過太醫，故此紹興人稱其為「姚半仙」。他給魯迅父親治病大約兩年，且與魯迅「漸漸地熟悉，幾乎是朋友了」。
要知道其時魯迅不過13、4歲，且家庭「墮入困頓」，作為一方名醫的姚仙芝卻為其父治病兩年，且與青年魯迅相處和諧，説明此人性格和藹。而從「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來看，這也反映出姚仙芝面對患者病情變化多端，也不斷轉變治法，頗耗精力。
而當姚仙芝無能為力之時，他便告訴魯迅「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裏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推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如此最起碼能證明其目的是治病救人，且誠實熱情，頗負責任。
至於魯迅多次強調「1元4角」的診金太過昂貴，但此乃姚仙芝向來的出診費用，如此説明其收費明碼標價，且一視同仁。如此就難以指責，充其量只能說姚未有酌情減免。但家庭貧困，看病無錢，也不能由此洩憤，將中醫視為騙子。
那接手的中醫何廉臣（魯迅說的「陳蓮河」）又是何背景呢？
他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中醫，更是近代中醫改革風潮中的先驅者。在西化浪潮中，他致力整理國故，更飽沃新知，博覽西醫著作，試圖中西匯通，是一位新舊交替時代的開明人物，故此與曹炳璋、裘慶元並稱民國「整理古籍、保存國粹」的三大代表人物。
從以上資料所知，何廉臣不但聲望極高，且思想開通，融匯中西，是中醫界極少數的開明人物。那這位開明型的名醫，是如何替魯迅之父看病呢？
作為享負盛名的名醫，為家道中落，幾近一貧如洗的魯迅父親看病，這已是難得，且「看了一百多天」。而根據魯迅的回憶，何廉臣每次開方後，都會「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説明」。
由於魯迅之父所患乃是難治絕症，何廉臣為其看病，很可能是因同行推薦，不過是盡力延緩性命。前後兩個醫生，從1893年開始治病，到1896年去世，能夠讓周伯宜活4年，有可能已延長了患者的生存期。
至於令魯迅最為耿耿於懷的，就是當父親之病不見轉好，何廉臣的話語──「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這句話可以有多種詮釋，可以是對病人家屬的安慰，也可以是世故醫生的托辭。如果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將醫療責任歸於上天及命運，是明清時期常用的醫學解釋，涉及複雜的醫患關係，在此不贅。但光憑此話，並不能將之輕易與騙子掛鈎。
實際上，魯迅的批判並未令何廉臣銷聲匿跡，何氏早為中醫學界所接納，魯迅巨大的號召力並也沒有令時人失去判斷準繩。
至情去世，家人肯定悲働傷痛，花錢後並無療效，也是心痛，但是如果因此歸罪醫生，視之庸醫，甚至將傷痛變為怨恨，否定整個醫學體系，那就過於武斷。如果要歸咎時代背景，那傳統中醫倒成了稻草人謬誤下的犧牲品，頗為倒霉。
我們該如何定義中醫？
魯迅對於中醫的誤解，固然受時代思潮影響，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於中醫的定義有所偏差，將邊緣當作核心，只重「方藥」，忽視「理法」，犯了本末倒置的認知錯誤。
有意思的是，無論在反對或支持中醫的論述中，如此思路相當常見。這裏包括民國時期余雲岫的「廢醫存藥論」，建國後錢學森的「科學改造中醫論」，以及60年代開始的活血化瘀研究，將丹參視為心血管疾病萬靈藥的中醫科研大潮；當然也包括近年因板藍根或某類方劑可以抗病毒，所以就可以廣泛用於各類疫情的元素論。
如斯思維，其實與魯迅視為臨床寶典的《驗方新編》思路接近，不用中醫理論，不用思辨方法，無視整體觀和辯證論治，更無需望聞問切。
與魯迅不同的是，這些聲音大部分來自支持中醫的力量，卻同樣犯了方向性錯誤。這種錯誤的原因在於這類群體有意或無意的「不理解」或「不用理解」中醫的本質及核心。他們都根據自身不同需要，來為中醫重新定義。中醫成了可以任意定義的混沌。
相比起魯迅反對中醫，這類力量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肯定大得多。
為何出現如此現象？這就很可能超越了中醫學術討論的領域，而是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以及財務學的研究範圍了。
魯迅與中醫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