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達致減排目標政策框架的思考〉
據立法會的研究顯示，發電佔了香港溫室氣體排放量60%，比例遠高於新加坡、經合組織國家和全球經濟體的平均數（見表一）。出現這個現象，很大程度是因為香港經濟以第三產業為主，工業和農業的碳排放量少。從另一角度看，正由於香港發電碳排放量佔比大，正正也反映香港要達致2035年大幅減排的中期目標以及2050年的碳中和，就必須在這個範疇多下工夫。
港府與中電和港燈兩間電力公司的現有減排計劃，期望在2035年前淘汰所有燃煤機組，亦表示會加大力度發展可再生能源，令其發電的佔比由少於1%增加至最多一成。本文將會應用上一篇政策建議書中羅列的6類政策工具（註1），提出市場管控措施（加徵碳稅以完善）和商業化機制措施（制訂技術標準化及促進氣候風險投資），從拉動及推力因素（Push & Pull Factors）兩方面來確保香港完成減排目標。
港府與兩電 推動能源轉型進程
港府現有的碳中和路線圖分兩步走，2050年前達致淨零碳發電；2035年前達致以下中期目標：停用所有燃煤發電機組；將可再生能源發電佔比由目前少於1%提升至7.5%至10%，當中包括風能（3.5%至4%）、轉廢為能（3%至4%）以及太陽能（1%至2%）。
為完成減排目標，中電以及港燈做了相應的規劃（見表二）。中電將逐步淘汰青山發電廠的燃煤發電機組，取而代之的是陸續啟用龍鼓灘發電廠兩台新燃氣機組。港燈將在南丫島興建3台新燃氣機組，落實「煤轉氣」。據研究，使用天然氣發電每一兆焦耳的能量會產生5.6萬公斤二氧化碳，用煤則按質量產生9.4萬公斤至9.6萬公斤二氧化碳，兩者差距達四成（註2）。因此用天然氣取代煤發電，被視為是達致減排的其中一種有效手段。
此外，中電及港燈亦都計劃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資。中電在轉廢為能、風力發電場以及太陽能方面發力。而港燈則主力在南丫島對開海域興建大型離岸風電場。
雖然兩電都制訂了落實減排的路線圖，但我們卻發現對比目前，要在2035年達致完全「棄煤」及提高可再生能源佔比，並不是簡單的工作。因為目前兩電用煤發電的佔比分別達兩成至五成，可再生能源佔比則少於1% （見表三）。
根據港府與兩電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2018年至2033年），列明兩電確認政府應對氣候變化及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標，以及減少排放以改善區域空氣素質。但對於具體以何種手段或何時達到怎樣的減排程度沒有太多着墨，協議重點仍是聚焦准許回報、電費調整以及保障電能供應的獎懲機制。
政策建議
我們認為，政府可從以下方面着手，推動香港發電能源構成進一步轉型。
市場管控：加徵碳稅以促進棄用燃煤及發展可再生能源
碳稅屬市場管控機制的一種措施，務求通過對企業和個人施加成本壓力以降低碳足跡。新加坡早在2019年推行碳稅，初訂稅率為每噸二氧化碳11美元（約合86港幣），並會逐年提高，2030年預計達29美元（約合227港幣）。
我們建議港府可與兩電協商燃煤發電機組具體退役的時間表，如果兩電未能按時完成要求，則向每個燃煤發電機組按增加的排放量（即燃煤發電機組減天然氣發電機組）收取碳稅。此外，港府也可與兩電協商落實可再生能源發電比率的要求，如果存在執行差距，則可按未能減少的排放量（即燃煤/天然氣發電機組減可再生能源機組）來徵收碳稅。
為了進一步鼓勵兩電，港府也可設立交易機制。假設A電力公司超額完成而B電力公司未能按進度完成，那麼B公司就可以向A公司買入碳排放權。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兩電回報受《管制計劃協議》保障，新增的電力碳稅機制應該是在「准許回報」以外實施，避免將未能按時淘汰機組的責任轉嫁予用戶。
當第一步落實後，碳稅的適用範圍亦可以擴大，類似於現在實施的排污費或之後實施的家居垃圾徵費，做到用者自付、多用多付的原則。這牽涉面較廣，有待社會進一步討論。
商業化機制：完善技術標準化 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
技術標準化是一種商業化機制，簡單來說即透過統一標準以達致國際互認，藉此鼓勵本地企業參與國際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資金、技術和營銷。新加坡在太陽能光伏領域的國際認證及標準化處於領先地位，並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國際合作和技術轉讓。
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相對滯後，潛力卻相當可觀，重要原因之一是背靠內地。內地在2022年光伏產品（包括矽片、電池片、元件）出口總額約512.5億美元，按年增長超過八成。如果計及風電產品，內地製造的設備合共為進口國家減排約5.73億噸二氧化碳。
兩電宜加強與內地機構合作研究在港推進可再生能源建設。政府也可透過資助香港的研究及認證機構（包括各大學、HKQAA、生產力促進局、科學園等）等參與和促進兩電的可再生能源建設，藉此形成一套適用於香港以及國際的技術標準。這也符合香港發展成為創科中心的角色目標。
商業化機制：倡導氣候風險投資機制，增加發電企業參與碳中和事業的可融資及優化風險管理
傳統的碳中和事業容易導致零和博弈，降低傳統化石能源部門的參與熱情，從而增加商業風險。通過促進金融市場的「氣候風險投資機制」，可以有效促進更多參與者，包括化石能源發電企業更多的參與碳中和事業，形成共贏。
在香港面向2035年逐步淘汰煤電機組過程中，港府可以提出政策改革，引導金融市場增加這些事業的投資（例如提供投資便利、甚或稅務優惠），從而形成多方共贏。這將有利和吸引發電企業，例如通過開展化石能源發電製氫和碳捕捉技術（藍氫技術路線），為碳中和事業做出額外貢獻。
小結
香港政府及兩間電力公司已制訂了減排的路線圖。同時距離實現2035年中期減排目標只餘下12年時間，時不我與，需要確保落實措施及時及有效監管。
我們在前一份政策建議書中，觀察及歸納出世界各地6大類減排政策。本文建議的碳稅正是6類政策中的推力因素（Push Factor），而完善商業化機制則屬於拉動因素（Pull Factor）。我們期望這些建議能夠拋磚引玉，引起社會更多的思考。
除發電以外，本文表一點出運輸佔本港總體排放量約20%，也是香港達致碳中和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我們將在下篇文章討論及提出建議。
註：
- 6項政策工具包括：監管改革；市場管控；商業化機制；金融/財政機制直接投資；以及.治理機制，各項工具的內容，可參看李芝蘭、劉蕓宏、董亮、巫麗蘭、李建安 （2023） 達致減排目標政策框架的思考。
- 《燃煤燃氣發電比較》台環焦點通訊社引述台灣環保署和台電的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