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暴力、極端主義與本地激進青年人〉
我的住所頗近理工大學。在3年前風聲鶴唳、硝煙處處的一個夜晚，我走過滿目瘡痍，猶如廢墟的加士居道，進入通向理工大學的一個隧道。隧道的出口被家具和數不清的雜物所阻塞，只留下一個很小的出口，有幾個年輕人把守。
我說想穿過去，往尖沙咀某處。一個年輕人對我上下打量，看出這個中年胖子該是普通市民，就放下心來，相當和善地告訴我，這裏已經過不去，還特意教我該如何繞道，用最快的方法去到目的地。他的笑容如此單純，洋溢着大學生的朝氣和青春。
但是，我知道當第二天的太陽升起，他就會投入那不顧一切，將對方視為仇敵，置之死地的所謂保衛戰。他現在身在何方？是幸好脫身，還是官司纏身，或者鋃鐺入獄，甚至已經遠走異地，永遠回不了他土生土長的香港？如果時光倒流，能夠再次選擇，他還會選擇這一條不歸路嗎？
這些問題本來不該我去想的。真的要去想的，去思考的，在午夜夢迴之際，好好的撫心自問的，該是那位依然居住於半山豪宅，置身事外，日入斗金，自己的孩子丁點也沒有參與如此有意義和光榮的政治運動，卻笑笑口聲稱「暴力有時或可解決問題」的本地法律精英。
這類大人，他們既有義務，也有責任，去想一想這些曾被他們所鼓動、所支持、所大力讚頌的青年人的處境和前路。
這應該是最重要的政治倫理和基本道義。
他會想到那些青年人嗎？
寫到此處，我不禁想起台灣散文大師王鼎鈞的一段沉痛話語，真是歷經滄桑，洞若觀火的肺腑之言：
「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裏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裏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為你準備好墓誌銘。
天曉得，因為熱血，多麼狹隘的視界，多麼簡單的思考，多麼僵硬的性情，多麼殘酷的判斷，多麼大的反挫，多麼苦的果報。」
附註：3個補充
有一個想法，一個觀察，一件史實，與以上話題息息相關，予以補充。
第一，有關清末青年革命黨與本地青年之類比。
類比之目的，是為了找出兩者的相似之處，但是不能想當然的對等，以免有過度抬舉之誤。青年革命黨和本地憤青不同處甚多，尤其在境界和心態上，且舉兩點。
其一，如果時光倒流，我可以肯定那些革命青年黨人依然會捨身赴義，為了民族家國和革命大業而再次付出自己的生命，這裏當然包括以精衛自許、畢生寄望曲線救國的汪精衛。這些人，才是真正有理想、有擔當、慷慨激昂的的燕趙之士。
同樣的時光倒流，色厲内荏的本地青年之選擇應該很不一樣，具體可參考前青年領袖岑敖暉坐牢4個月後所發出的「唔知自己為緊乜X困喺度，」「甚至有思考，其實自己是不是做咗condom」的論點。
看到此處，我們也不妨想一想，想想那些採取極端行動，目前鋃鐺入獄的青年們，如果他們可以重新選擇，還會採取同樣的思路和行動嗎？
其二，清末的激進革命黨人，絕大多數均為社會精英，例如汪精衛就是清末官費保送日本，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的留學生，才華洋溢。這些仁人志士雖然激進，但是為了革命事業，他們都願意抛頭顱、撒熱血，全然不顧自身前途和安危。
回看本地那些官司纏身和鋃鐺入獄的激進青年（也包括成人），有哪一位是大學神科學生？有幾位是醫生律師會計師？據聞幾年前醫學院的醫學生群情洶湧，熱血澎湃，要求譴責政府和警方，繼而宣布罷課，但同一時間也提出現實要求，之後校方必須予以補課。
本地商業社會培養出來的精英青年們，去到最後，還是相當理性和清醒的。
第二，不宜將本地青年與紅衛兵類比，也是類比不當的問題。在2019年9月，社會輿論將本地激進青年與紅衛兵類比，我發覺似乎不妥，將一些看法發給前輩分享。現抄錄如下，也説明並非馬後之砲：
「……目前社會普遍將本地激進學生類比於紅衛兵，我覺得如此並不精確，更有抬舉之嫌，原因如下：
1. 紅衛兵起碼是愛國愛黨愛主席，底氣充沛志飽滿，而不是空叫口號的虛無主義者；
2. 紅衛兵起碼熟讀馬列，口誦紅寳，有理論基礎，而不是空中樓閣，虛無縹緲的自由和民主；
3. 紅衛兵性質不同，分為激進派、中間派、逍遙派等等，成分複雜，心態各異，難以一概而論，與現在那些面目模糊，思維卻極為雷同的新青年並不同；
4. 紅衛兵是真誠地相信、真誠地投入，破舊立新，迎接新世界。現在的青年人，許多只是抱着網絡戰爭遊戲的心情參與暴動和破壞，從中獲取廉價的無上快感，猶如參加一場又一場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嘉年華會；
5. 紅衛兵最終會懷疑、反思、痛苦、後悔、懺悔，甚至為自己所帶來的傷害而道歉。當然也包括了找諸多藉口來輕易開脫，例如蒯大富等等。而我相信這一代港產新人類無論造成多大的破壞，很難有惻隱之心和後悔之意。」
我現在還是如此看。
第三，青年汪精衛的清醒。汪精衛是近代史上的悲劇人物，相當複雜。但他為國獻身，捨身取義的遠大志向，毋庸置疑，而令人佩服的是，他在刺殺事件暴得大名後，面對政治高位的誘惑，所作出的無私選擇和清醒判斷，相當值得我們參考。
民國成立後，汪精衛因刺殺攝政王及議和南北的功績，受到各界擁戴。面對政治高位的誘惑，汪以「自顧才力實不能勝」為由，予以堅決推辭。繼而辭去一切職務，淡出政治，赴法留學，從事思想文化上的工作，以期啟蒙人心。
汪精衛如此選擇，既有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也有現實的衡量。他明白到年輕的革命黨人，空有救國熱忱，卻乏政治能力，唯一可依賴的政治資本，就是理想和熱情，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道德感召力。如此投入政治，不僅不能有所作爲，反而誤國誤身。這個階段的汪精衛，極有自知之明，相當清楚自己的政治能力和人生閲歷不足以負建國重任。
在寫給吳稚暉的書信中，汪精衛認為有良心的人都願意如牛馬一樣，貢獻國家。但是這些牛馬需要茁壯長大，才能有所用。如果將民生國計交給初生之犢，無異於瞎馬背人，必將墮入深池。最後，他用了一個相當深刻的比喻，來形容這類徒具熱血，缺乏能力，卻會造成嚴重後果的「牛犢」和「瞎馬」，那就是 「其心無他，其罪當誅 」。
但是，又是誰讓這些「牛犢」和「瞎馬」捲入政治，為之歡呼鼓掌，熱淚盈眶，激動得不能自已呢？
汪精衛的文筆真好，歸納得真是傳神，「其心無他，其罪當誅」，值得我們好好思考，反復思量。
附註：
「其心無他，其罪當誅」的原文，相當值得研讀：
「人苟良心不死，莫不欲授銜轡於社會而自為其牛馬，然為社會計，亦當以其茁壯始令服役。乃事勢所迫，竟以出生之犢引重致遠，甚且瞎馬馱盲人入於深池，為此小犢與瞎馬下一判語，直可曰：『其罪當誅，其心無他』，亦可曰『其心無他，其罪當誅』。在人才不足之社會中，此種苦痛，無能倖免。弟此時心理及將來之所行亦俟。」（《汪兆銘致吳稚暉函，述革命與學問及研究國學之目的》）
極端主義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