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以載道，文以濟世──專訪區聞海醫生

踏入虎年，偶閱《明報》副刊，區聞海醫生的專欄「明明如月」赫然入目……

自大學時代開始，閱讀《明報》多年，已成習慣。仍記得，區醫生以前的欄名是「大夫小記」，他停寫《明報》專欄久矣，想不到多年後，又再執筆。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明明如月」出自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區大夫真是性情中人！

「再來時，自己走了十年人生路，香港經歷了多少急風驟雨？」在復出首篇〈再來時〉，他如此剖白。久別相遇，不禁令人衍生「世事茫茫難自料」之慨。

第五波疫情像巨浪滔天般洶湧襲來，面對病毒Omicron，人人難免「猶兮若畏四鄰」，區醫生在報章上發表的文章，也多涉及他對疫症的看法……至3月初，閱〈模模糊糊退休〉，始知他第二次退休在即。

我撰寫專訪，始於2015年，訪問的對象，大多是文藝界圈中人，卻從未訪問過醫生。區醫生是位專欄作家，曾出版多本醫事散文，還有其他的著作。在2019年3月，他陪伴西西到University of Oklahoma接受紐曼華語文學獎，支援她作長途之旅……有緣「伴西西同行」，真是一個好故事！

就在這瞬間，我決定要訪問區醫生。我不認識他，於是請一位在中大任教的好友幫忙牽線，輾轉聯絡到他。他很爽快，當下便答應了邀約。

然而，那一陣子，疫情嚴峻，每天的確診數字，高達幾萬宗，大家只能透過視像見面、交談。我們約好日期、時間，便在ZOOM線上，從小時候的經歷聊起……

花果飄零，靈根自植

區聞海原名區結成，早年居於荃灣區，在大窩口的小學念書，中學時入讀喇沙書院。那些年，中學分文理科，成績好的學生，一般都被編入理科班，喇沙書院亦如是。「從中三升上中四，選擇文科或理科，多少是由成績決定，成績偏向那方面，便走向那方。當時，我並不懂得規劃，只是順着潛規則而行，說不上有清晰的意向。」

「讀A-Level時，我只能選擇Engineering或Biology，沒有第三條路，前者做工程師；後者則念醫科。」他自言作出了負面的選擇，一直以來，他都不喜歡純科技的東西，不太喜歡機器。「在中四、五時，很多同學已開始去深水埗買零件砌『原子粒收音機』，我砌出來的收音機亦會響，但我不大享受這個過程。」就因為這樣，他走向「生物」一途。考完AL大學入學試後，他估計當時的成績，大概也能入讀醫學院。

當時喇沙設有一文科班，學生多是非中國人，有英國人、葡國人，也有南亞裔的，如印度、巴基斯坦等，他們不讀中文，念法文。「我有很多相熟的同學在那一班，從他們得知外面的世界，原來有一種大學，課程比較寬廣開闊，實施Liberal education！」同學申請外國大學時，他亦嘗試申請。

區聞海家中有八兄弟姊妹，他排行第五，有四位姐姐。父親在荃灣開一間小店，做點小生意，家境並不太好，「大姊是當年的文青，成績非常優異，可以升讀大學，但她選讀師範學院，然後出來當教師，幫補家計。」他讀中學的時候，在書架上找到姐姐的藏書，開始閱讀余光中的散文、新詩，然後看白先勇的小說。

當時，擺在他眼前的，有兩個選擇，一是進入香港大學讀醫科，另一就是往外國念書。「到外國留學，學費比較昂貴，雖然有獎學金，但也感到吃力，家人對我一個人在外地，亦有點擔心。」

年紀輕輕的他，卻渴望跑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藉以增廣見聞。「我選擇到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升學，主要是想接受博雅教育，不想太快便跳到醫科這個專業。」順着自己的好奇和嚮往，他走上這條路。

區聞海於2019年，重訪布朗大學，攝於人文圖書館Rockerfeller-Library前。（受訪者提供圖片）

到外國念書，不單止是大學的問題，而是要面對文化的轉變。他說：「第一年是蜜月期，主要因為自己想往外闖，那時亦大開眼界，可修讀人類學、社會學，甚至哲學……樣樣都『掂』下，而且又可結交一些美國同學。」

過了2、3年，他對美國社會的新鮮感已淡出，開始思考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社會之異同，探索當中是否有矛盾衝突之處。

在外國生活的時候，他看的課外書，大多是中文的，「也許，有一點思鄉的情緒，同時，我亦想『尋根』。那是火紅的年代，縱使不談政治，也會引發很多文化上的思考。」他多閱讀一些論及中西文化異同的書籍，例如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的著作，還有其他有關文化的書籍。

閱讀之餘，加上個人親身的經歷，因而對不同的文化或價值觀，有比較深入的體會，亦開始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唐君毅說過「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對此，他也曾思考過「這些文化的根是什麼？與自己有什麼關係？」等問題。

同時，他開始考慮切身的問題，「進了醫學院，完成了7年的醫學課程後，將來會走哪一條路？」

回港行醫，得償素願

「到美國後，我反而多寫了中文。」區聞海在美國時，曾投稿《明報月刊》、《七十年代》等雜誌，因此認識了胡菊人先生，「他扶掖後進，不遺餘力，對於我們這些對文學有興趣的年青人，會用亦師亦友的方式予以提點。我跟他時有書信往還，好似筆友一樣。」

在大學時，一方面在西方的社會念書；而另一方面，他亦開展了一個與中國文化關繫的空間。人在美國，反而更認同中國文化。結果，取得醫學博士的學位後，他便決定回香港發展。

「如果留在美國，可以想像到自己的路……生活比較安穩，先找到專科的培訓職位、取得工作簽證、然後取得綠卡、入籍美國，接着成家立室、養育下一代。」

他曾於1977年的暑假，回港探親時，認識了女友（即現時的太太），彼此魚雁互通，長達5年之久。「留在美國發展，跟我們對文化的認同，似乎不大吻合，所以決定回港發展。雖然有其他個人的理由，但肯定這是其中一個因素。」區聞海接着說。

一般人的選擇，大多留在美國找工作，待取得專業資格後，才考慮是否回港，但他也想到，如果到了第4、5年，安頓下來，很少會走回頭路，再返回香港發展。他心裏想，「如果要回港，一定要及早抉擇，所以作了一個比較衝動的決定。」香港不承認美國的醫科資格，選擇回港，要重新考試、再實習，而且當時還未有專業資格，回到香港後，可能會面臨半失業的狀態。

「在醫學院時，我曾投稿到香港大學醫學院一份中文刊物《啟思》，由醫學院的學生辦的，有點像《中大學生報》，大概是喜歡文藝的醫科生搞出來的。」因為投稿，他認識了生化系的Teacher Advisor黃志超博士，一位擁有文人色彩的老師。

「我們互相通信，當他知道我回港發展後，便替我着緊，還主動說看看其學系有沒有Teaching Assistant的職位，讓我回來後即有工作可做，不用投閒置散。」對這位筆友的關顧，他心存感激。

可是，他回港前幾個月，當時正值越南難民潮，香港啟德難民營的紅十字會醫療中心，想聘請一位懂得說廣東話的醫生，但因為薪酬只有一半，所以請不到合適的本地人。

他寫信申請這個職位，結果被錄取，「我回港後第一份工作，就在這個醫療中心當醫生。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可說是天賜良機，因為我在美國時，也動過念頭，想到泰國邊境的越南難民營，做國際救援醫生。」醫學院的副院長，力勸他要考慮清楚，因為他只是個醫學生，缺乏臨床經驗。故此，啟德難民營的工作，總算讓他一償夙願。

「女友念護士課程，但她對於中國文化，亦深感興趣，曾到中大校外課程聽霍韜晦先生講佛學、中國哲學等。」他仍記得，在1979年的暑假，曾隨女友往霍家聽佛經，認識了霍先生。其後，也曾到「佛教法住學會」，聽唐端正和霍韜晦兩位先生講授的課程。

區聞海在1982年回到香港，隨後，在「佛教法住學會」讀了一個碩士課程，研究東晉慧遠，淨土宗的創始人。這篇碩士論文，後來也被韋政通教授編入《中國哲學家叢書》（台灣東大出版社）。

他讀得很投入，也很認真，不單只是為了興趣，而是深入地研究。「如果我不念醫科，最想讀的就是思想史。霍先生曾說，可以介紹我到新亞研究所，跟隨徐復觀教授讀思想史。可惜我回來之前，徐教授已離世，好像跟新亞研究所擦身而過。」後來他也曾到訪新亞研究所，見過牟宗三先生和趙潛先生。

「那幾年的過渡期，非常順利，滿足了我想讀中國文化思想的心願，可謂素願得償！」他努力不懈，闖出自己的人生路，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摸索，而非一些外在的人生規劃。

科學知識，人文關懷

1983年，區聞海在香港通過醫科考試，然後實習一年半，至1985年初，正式進入政府醫院工作。「我先在九龍醫院的『精神科』做醫生，當時沒有人願意入精神科。我是新人，所以被編入內。」其實，他最心儀的是「老人科」。不過，他強調，「我也喜歡做精神科醫生，因為治病，除了開藥，與病人溝通，也很重要。我雖然剛剛畢業，但去美國走了一轉，積累了點人生經歷，也嘗過甘苦，對於生命，亦有一些個人的想法。」

他也不諱言：「對於精神科專門的東西，我懂得不多，但憑着這些經驗和想法，可以輔導、開解病人，也比較容易跟他們的家人溝通，幫到他們。」

醫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的說法，好像已成陳腔濫調。多年來，區聞海仍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醫學與人文學科，是『分』，抑或是『合』？」醫生需要具備邏輯思維、科學知識，最好還加上人文情操，對病人仁心仁術⋯⋯還是，醫學本身已內蘊人文關懷成份，二者並不是分開的。

他指出，「醫生在治病之餘，還要關心病人的生活，醫病與患病本身不是純科學的經驗。」以這幾年的疫情為例，大家可以看到，確診、隔離⋯⋯箇中困難、辛苦的經歷，並非純粹是與醫學相關的，這也影響了他的看法。

「這不是因為我念佛學，能勘破生死，而是我始終覺得，醫病不單是科學問題，而是關乎一個人的問題。」區聞海心儀老人科，也反映了這種傾向，他認為老人家患上心臟病，或高血壓，不能單靠藥物治療，患病往往是一個經驗或經歷，並不單純是「器官」問題，而是涉及「人」的問題。

「說得具體一點，香港的疫情持續蔓延，老人家卻拒絕『打針』，社會將它簡化成一個科學問題，不斷重申『現時已有很多科學證據，證明疫苗是安全的，可以保障人的性命』。為何老人家不相信這些證據，仍然不肯『打針』？為什麼他們如此頑固？甚至有人覺得他們很自私，不為社會着想。」他拋出連串問題。

區聞海一再強調，「我們要有寬廣的視野，用人文的方式去看問題，不能將它簡化為純科學的答案。如果能了解老人家多一點，你就會知道『打針』的背後，有很多『人』的觀念在內。」

他又指出，一般來說，香港的院舍環境不太好，雖然可能有很好的員工去照顧老人家，但生活質素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抗疫已超過兩年，仿似作戰一樣。「我們一直只關心數字，有多少人未『打針』？百分比是多少？但長者的生活素質，有人關心嗎？8、90歲的老人家，自然壽命還有多長？他們已躺在院舍好幾年，而且被困了兩年，在這段期間，還不准家人子女孫兒探訪⋯⋯」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頓了一頓，繼續說下去。

「教育長者，讓他們知道『打針』的重要性，但長者感受不到真正的關心。『打針』可以減少90%的死亡率，可讓他們多活幾年，這對他們來說，有什麼意義？他們還有什麼人生希望？純粹講科學數據，是沒有意義的。」他語重深長地說。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說到這裏，區聞海提起一則報道，由於仍有院舍長者或其家人，反對老人家接種疫苗，於是就有醫生學者建議，「將他們帶去另外一處地方圍住，甚至以後不讓他們享用老人服務。」區聞海慨嘆，為何言論如此涼薄，人生到了晚年，是否就應該得到這樣的待遇？

他的提問，讓我想起日本電影《楢山節考》，故事講述日本古代信州，在一個貧苦的山村中，由於糧食長期短缺，老人一到70歲，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中等死，以供奉山神。這齣電影，當年亦引發不少討論。

他一直在思考，醫療的本質究竟是什麼，「醫病救人是為了什麼？人會病、也會老，我們不能抽象地思考『生老病死』的問題，對於疾病，也能不單純工具性地去進行治療。人生的最後階段，亦不能簡化為生物學的問題。」

他提到新亞書院，以「誠明」為校訓，所謂「誠則眀矣，明則誠矣」，二者不能分開。「人文關懷並非可有可無，除了科學醫學外，對心靈的關顧，其實很重要。我們要了解病人對疾病的恐懼，以及對健康人生的嚮往。」他極其盼望，人們能夠完整地看待一個生命。

區醫生以新亞書院校訓指出，關顧心靈在醫學上亦很重要。（新亞書院Facebook圖片）

對很多人來說，這兩年的經歷是非常困難的，大家都配合政府的措施，刻苦抗疫，有如作戰一般。「在這個過程中，對於抗疫，可有一個比較人性化，而又有意義的論述？究竟有沒有一個整體的說法？我們正在打一場什麼的仗，achieve了什麼？」連串的問題，惹人深思。

「總之，我們每天都要服從規矩而過活。這些規矩，據說是參照疫情數據而設訂的，也有科學的支持，普通人無法跟專家辯論。大家只能隨着官方的說法，從以調適自己的生活，循着醫學邏輯而行。如果像『沙士』般6個月便完結，問題可能不大，但已經歷了2、3年，而且還沒完沒了……」區聞海認為，必須要將抗疫，聯同生活的意義一併思考，如果不是這樣去想，就永遠處於「驚弓之鳥」的狀態，因為疫情可能會再爆發。

「不單止是老人家，身邊的年輕人，對於人生價值的體現，他們該如何思考、如何探索？除了社交不斷隔離之外，大家還可以做什麼？」也許，處於非常時期，不可能奢談這些問題，但區聞海覺得，無論如何，面對這些問題，也需要有個想法。

「3月初，染疫的確診數字，升到7萬宗後回落，相信已經差不多『見頂』，是否可以開始思考一下，社會如何重返正常的生活，但每天仍然聽到『不可掉以輕心』的訊息，因為疫情隨時反彈……我們彷彿永遠被綑綁着。」他搖了搖頭，苦笑地說下去。

他繼而指出，不少市民已經注射疫苗，亦有人估計，香港已有超過150萬人染疫，康復後就有抗體。「我有一個親戚，一家三口『中招』，全都沒有嚴重的病徵，也康復得很快。他們已有抗體，似乎可以『逃出生天』，但限聚令依然存在，不能跨家庭探訪，下午六時後，也不能在外面吃東西。種種的限制，不容許他們重過開放的生活，而社會經濟亦不住地衰退⋯⋯」他淡淡道來，不慍不火。

「社會是否可以逐步開放？『疫苗氣泡』的概念，其實是可行的。為何每天仍緊緊盯着數字，不斷的擔心？這涉及我們如何看待人與疫症，人與疾病的關係。」他反覆地說，這絕非純科學的問題。如果學者專家，未能意會其重要性，就會永遠被困於純醫學技術的思維之中。

人力資源，素質安全

談及個人的發展，區聞海說：「我還未在九龍醫院晉升顧問醫生之前，念了一個醫學行政碩士學位，這是一個遙距課程，由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開辦。」

當時，香港很需要醫學管理方面的人才，開辦這個課程的目的，是為了醫管局的成立。「當時的同學，有很多『猛人』，例如高永文、何兆煒醫生等。我只是一個『卒仔』，純粹為了興趣去讀。」他認為醫學管理與整個醫療系統關係密切，故此對於一些比較宏觀的，關於醫療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深感興趣。這個機緣，又為他開啟了一扇門，他在醫院管理局中，逐步轉往擔任管理層的工作。

在2010年，他被調往醫管局做人力資源總監。由於當時的管理層與前線工作者之間存在矛盾，如屯門醫院有醫生醞釀工業行動，護士也有很多怨言，流失率亦相當高。

「當時，在總部做人力資源的主管是澳洲人，他沒有續約，返回澳洲定居。」他當年已是九龍醫院的院長，工作得很開心，也想做到退休為止。

當時醫管局的主席胡定旭，是他的讀者，一直閱讀他的專欄。事隔多年，他仍然記得，「當時我和太太去美國旅行，先陪她去UCLA開會，然後在西岸探訪一些老朋友、舊同學。」剛剛渡假回港，便接到胡定旭的電話，「他說想見見我，於是我上了總部，與他談了半個小時。他說希望我可以幫手，兼做HR主管，大約是三至六個月，讓醫管局有足夠時間，可以聘請到一位全職的專業人才。」結果，他走馬上任，兼任院長與人力資源主管的職位，「我一『埋位』便開始救火，梳理前線員工的情緒，處理管理層與前線之間的問題。」

「我覺得義不容辭，當醫院院長之時，我對於人力資源，也略懂一二，但不算專業，所以邊學邊做，亦學會了不少。當上HR主管後，對醫管局的問題，例如醫療制度、醫院員工等問題，也有較為通盤的了解，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如此這般，他便一直在總部工作下去。

至2014年，區聞海出任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這一次，也算是臨危授命，因為那位同事，想重返原來的崗位，不想再做領導行政的工作。」

驀然回首，「上天眷顧，我的人生中，遇上好幾次的轉折，雖然有些辛苦，但也有所得着。在人生不同階段，我還有機會可以學習，並作出嘗試，實在非常幸運。」人生於世，能夠學到老、做到老，也是一種福份。

醫學倫理，閱讀札記

2016年12月，區聞海在醫管局退休後，復於2017年3月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擔任生命倫理學中心總監，積極推動大眾關注生命倫理的議題。

5年後的今天，他再度退休，但他仍會在中大醫學院當顧問，也會繼續教授「醫學倫理學」。

「我在2012年停寫專欄，然後開始寫網誌。想不到，相隔近10年，再寫副刊專欄，不是偶然也有些偶然。」人生的際遇，實在很奇妙。

「每個人的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個人的故事，稱不上特別。可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折射出不同的經歷，就反映了這個時代的面貌。」他如是說。

訪問那天，區聞海已經退休一周，亦開展了未來的計劃。「多年來，我看了不少醫學倫理及生命倫理的書籍，也搜集了大量相關的資料。現時可以好好地消化一次，融會貫通，再以閱讀札記的方式，寫一套筆記……」構思中，他預備將以前讀過的材料審閱一次，然後寫一本閱讀筆記，整理一套Notes on Medical Ethics and Bioethics for Teacher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我未有出版計劃，這不是『雞精』書，亦非文學書籍，相信沒有出版社感興趣。」他會考慮將其中一部分，作為開放資源，一部分送給中大醫學院，讓日後的老師作為教學參考。

正如區聞海所說，像他一樣，在臨床醫療倫理和人文哲學等範疇，皆有所涉獵的人，確實比較少。

「醫療倫理有普世的一面，但下筆時，我可以將這份筆記置於香港的場景中，亦可同時反映這個時代。此時此地，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有這樣經歷，能接觸這麼多的範疇，可算十分幸運，就應該當仁不讓。這個時候不做，更待何時？」

今時今日，醫學倫理是個成熟的學科，也有上佳的參考書可讀。「可是，在香港的脈絡中，帶點文化視野去看醫學倫理，還是比較特別的。我很想將它寫出來，雖然未必即時有用，但日後總可以用得着。」他現時已開展工作，而且尚算順利。

亦醫亦儒，「小心」樂事

眾所周知，區聞海任職醫生，卻愛文字創作，在美國念書時，已開始投稿，也拿過青年文學獎，以〈編織〉獲新詩高級組優異獎。愛詩的他，亦曾於醫管局舉行過「午間詩語」講座。

多年前，我已是他的讀者，然而，跟他面對面，在網上平台傾談，倒是第一次。我們早年的學習經歷，亦有點類似，中學時代，我念的是理科，跟他一樣，數學的成績比較好。那些年，我們的閱讀經驗也相近，余光中的散文、新詩，白先勇的小說……都是當時的課外讀物。

升上大學，我入讀新亞書院的經濟系，一年後，順應個人的興趣，不理會師長的反對，轉到中文系，且副修哲學，除了「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也修讀過霍韜晦先生的「佛家哲學」。

區聞海回港後，亦曾在「法住」念碩士，論文寫的就是東晉慧遠，而且差點就進了新亞研究院。

幾年前，他當上西西的「伴行醫生」，陪同她前往美國接受文學獎。事後，他曾撰文，以「小心樂事」來總結這次旅程，還說「最輕快的一刻其實是回到香港」，過程愉快，也有點壓力，實在不言而喻。第一次退休後，2017年，他出版《有詩的時候》一書，從馮至到卞之琳，從九葉詩人到七月詩人，從余光中到西西，為讀者細述中國新詩和詩人的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