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岸四地社會發展的反思

上個世紀的60-70年代，臺灣、香港、新加坡及韓國政府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取得耀眼成績。學術界開始對這四個經濟體的成功案例展開深入研究，讓「亞洲四小龍」或「亞洲四小虎」（Four Asian Dragons or Four Asian Tigers）大名遠播，聲震全球。

1997年香港回歸中華民族，對兩岸三地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自然又成了熱門的學術課題。

世紀之交，台、港、陸、新四地「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成形，承繼前兩者的厚實基礎，將兩岸加上新加坡的大中華經濟圈的研究，順理成章成為新的顯學。關心中華民族前途、亞洲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學者專家，沒有不在這個範圍內，投下心力，以期分析利弊，比較得失，再圖掌握趨勢，找尋方向。

高希均教授自不待言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猶記1997年春，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了一場有關台灣、香港、大陸、新加坡比較經濟發展的學術研討會，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濟濟一堂，提供建言。代表香港方面發表論文的是我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的林聰標教授。在與會人士中，我注意到高希均教授一直聚精凝神的聆聽每一位發言，似乎不放過任何導致成功的重要線索。

我嘗試用「三岸四地」的概念來簡化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政經社比較發展研究，是有其歷史的緣由。

西元15世紀初，鄭和率領當時全世界最大的艦隊。奉詔出使西洋（今之南洋，但範圍則遠至非洲東部）。從第一次（1407年7月11日出發至1409年），到第七次（1431年1月出發至1933年4月在印度西岸古里去世），其行程涵蓋水域之廣大，影響之深遠，在人類歷史上創下了空前的記錄，甚至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尚早了80幾年。

這條由長江口出發沿黃海，穿越台灣海峽，南中國海，再經馬六甲海峽，深入廣袤無垠的印度洋，我們可稱之為鄭和水路。而從鄭和水路南下折向馬六甲海峽往西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中國第一次航向蔚藍的海洋世界。

滄海桑田，世事驟變。1965年8月19日，在進入馬六甲海峽的大門。新加坡共和國退出馬來西亞，正式宣告獨立。由於其濃郁的華族背景及開國總理李光耀的高瞻遠矚，新加坡長久以來在兩岸事務上扮演了極為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巨大正面的影響。1993年4月29日，兩岸首次辜汪會談，選擇此地做為其歷史舞台。今年11月7日「馬習會」更讓新加坡再次成了全球注目的焦點。

新加坡在極其複雜的地緣政治下，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獨特的生存空間，成為近代國際政治上一顆亮眼的明星。她在多方面（當然並非全部）的成就，都是發展中國家力爭上游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