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美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共和黨候選人列根(Ronald Reagan)向觀眾提出一條「足以置對手於死地的問題」(killer question):今日的你比4年前的你過得更好嗎(Are you better off than you were four years ago)?採取激烈手段抗爭的香港人也應該撫心自問,今日的你比一年前的你處境是好了還是更壞?
對那些有審視現實(reality check)能力、願意面對現實的人,答案不言而喻。《逃犯條例》的修訂被撤回,但換來的是頒布和實施《港區國安法》。這應該叫得不償失還是自作自受?用「以暴製亂」的方式迫港府投降和北京讓步,怎可能有勝算?這樣做必然事與願違、適得其反,只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和作用(counterproductive)。令人感到意外的,不是戲的結局,而是拍戲和演戲的人的投入程度;彷彿煞有介事、一絲不苟地弄假就可以成真。
從虛構殉道者和烈士到妄想英美政客「仗義出手」,從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到大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反修例之亂叫人嘖嘖稱奇的是它的信假為真(make-believe nature)。的確,說整個抗爭運動是一場「假裝遊戲」(pretend play)並不為過。
「假裝遊戲」是幼兒對成人的模仿。這提醒了我們,當成千上萬的中小學生、青少年和年輕人在燈蛾撲火,香港的成年人在哪裏?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之後,民主派元老紛紛宣布引退或與港獨割席。自保是人性,但只管自保,不顧別人的死活卻是人性的醜陋。在香港最動盪不安之時,他們頭頂戴着反共的光環,淋浴在革命的光輝,有說過一句良心話嗎?香港的政局至此,泛民主派和反對派難辭其咎。他們展現的不只是政治上的領導無方(leadership failure),也是道德和誠信的破產(moral bankruptcy)。
到今日,仍然有社會人士和輿論對年輕人的胡作非為抱縱容的態度。他們認為年輕人犯錯情有可原,因為他們的動機純正和本意善良,”their hearts are in the right place”。這個看法很不科學。
年輕人經常處於非理性的亢奮狀態
最新的磁力共振(MRI)研究顯示,人的腦部,尤其是與行為、學習、判斷和自我約束能力有關的額葉(frontal lobes),到20多歲至30幾歲才發展成熟。這所以年輕人往往憑一時衝動行事,一時的念頭,對他們就是充分的理由。既是如此,年輕人的父母、老師和長輩,以至整個成人社會,實有責任做他們的煞車器,讓他們在風馳電掣的時候減慢車速;而不是為他們做搖旗吶喊的啦啦隊。
當然,年輕人不是那麼容易勸阻的,更何況是熱血沸騰的大學生?神經科學家告訴我們,年輕人經常處於非理性的亢奮狀態,又喜歡冒險和刺激;因為他們大腦的依伏神經核(nucleus accumbens)比小孩和成年人的都大得多。依伏神經核是人體內的「開心樂園」(pleasure center),在大腦的獎賞、快樂、成癮、笑與安慰劑效果各方面起重要作用。中國人說「人不風流枉少年」是有科學根據的,少年之後的風流就是沒有那麼痛快。
然而社會由多元化、互相抗衡的利益組成,不是年輕人的遊樂場。我們不欲見到年輕人耽於逸樂,做什麼事情僅僅是為了好玩而已(just for the fun of it)。可是,他們在挺身而出,為心目中的公義和真理打拼的同時,也要知所進退,不要不顧後果或者被理想衝昏頭腦。否則,總得有人挫挫他們的銳氣,煞煞他們的威風,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身份,所謂”put them in their place”。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評論家,曾任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及《香港01》執行總編輯,現為顧問公司負責人及Exposed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