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香港當年更為優勝
新加坡是香港人從精英到大眾最喜歡比附的對象。什麼雙城記，雙城對倒的論說，汗毛充棟，本質上都是把新加坡當作香港的參照物。具體領域的政策研究者或評論家也喜歡比附兩地的具體政策：從房屋到工業與科技政策無不如是。
香港和新加坡與前面分析的台韓一樣有着近似的歷史與文化結構，它們的興起都得益於同樣的原因。後來的盛衰也與精英的取態關系極大。
香港和新加坡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由英國直接管治，精英受英國文化影響極深。人口結構都與華人為主，天生有中國文化即儒家文化基因。上世紀中葉的紅色革命都影響甚至改變兩地的人口結構。猶以香港為甚。
香港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未迄七十年代30年間，內地幾波難民潮的目的地。四、五十年代之交，因為中國內戰風雲變色，政權易手，大量與國民政府有瓜葛的軍政與社會上層人士急急南來，落腳這一當年英人治下的地方，這些人多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前面所說的半世紀中國教育投資成果，香港可能比台灣受益更甚；六十代初內地飢荒，六十年代中文革混亂，大量年在精壯的人員沿陸路或海路進入香港；七十年代後期改革開放初起，邊境弛禁，又有大量內地人員進入香港。所有進入香港的內地人或受過教育的精英，或身強力壯富冒險精神的一群。不管怎麼說敢於離鄉背境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甚至語言不通的地方闖蕩，不是一般悲守窮廬的平庸之輩所堪比擬的。說香港社會經大浪淘沙，從內地萃集精英與人才實不為過。
傳統的中國精英以晉身官場作為統治集團的一員為人生道路的首要選擇，即孔聖所謂學而優則仕。但是當年來到香港的內地精英很明顯不可能作這樣的選擇。香港作為外族統治的地方，官方語言是英語。不要說與港英沒有淵源，大多南來精英連語言都不通，自然仕進無門。在這樣條件下，這些來到香港的精英只有自我轉型，首先是成為創造財富的經營者，而不是食於人的，搜刮的統治者。香港當年雖沒有民主政治，但是由老牌民主國家英國指派港督管理的港英政府實行自由與法治的市場經濟，在這一制度下，初版全球化正好為香港騰飛提供了經濟發展條件。香港有來自內地肯吃苦有幹勁的勞動力，有自我轉型作為聰明頭腦的，大多來自內地的精英。所有這些加起來造就了香港，使之成為四小龍之一，一段時間更貴為龍頭。很明顯香港以彈丸之地匯萃如此之多的聰明頭腦和敢於冒險的精英，而且這些精英全集中在經濟文化領域，實在非另外三龍可以比擬。至少其他三龍聰明頭腦是分流到政治領域乃至成為搜刮的統治者。當年香港以港產片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在東南亞居統治位置是香港四龍中光芒獨耀的象徵。
新加坡雖以華人為主，但距離中國甚遠，同時有相當比重的馬來和印度族。文化結構比之其他小龍要多元化。新加坡在上世紀也因為中國和鄰近國家的戰爭和衝突而為難民潮波及。但因為新加坡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已獨立，有自己的移民政策使移民帶來的沖擊和人口結構變化不如港台，甚至也不及南韓。
新加坡的興起晉身龍群，首先要歸功於李光耀的才能和廉潔。這位劍橋大學培養的黃皮白心的精英，以一人之力在族群，意識形態和宗教極為錯綜複雜的東南亞建立起一個城市國家，並通過縱橫禆闔，巧妙周旋而保有自主安定進而繁榮昌盛的小國實在極為不易，稱之為奇跡亦不為過。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由該國精英掌握統治權。與大多數實行威權政治，掌握國家統治權的亞洲國家的精英多大肆搜刮的做法不同，新加坡李氐父子掌控國家半世紀，該國精英既作為統治者又自我摒棄傳統上與統治相連系的搜刮功能，使新加坡的聰明頭腦不需要也不選擇通過爭奪權力，然後取得利益的大部分亞洲國家精英的套路，使聰明頭腦更多分配到經濟文化領域，從而有強盛的經濟。這好象定李氐父子為新加坡國家當義工。雖然他們都有高額的薪酬，但比之他們發揮的功能毋寧說接近於義工。
精英傾巢北套利，荊花只好長失香
前面談到，台灣精英乘中國實行鄧小平改革政策，開放門戶之機，傾巢湧往大陸，幾乎把所有經濟活動都轉往內地，從而使台灣變為空洞的孤島。比之台灣，香港猶有過之而無不及。台灣畢竟一直是由與大陸對立的政權當政，在政治上始終有所隔閡，也對台灣急速空洞化有一定的警惕，至少在言文層次對這種產業轉移有所勸告。香港在回歸前由英國管治，與內地並非對立政府，回歸後更不用說。在這意義上說香港精英帶同產業回大陸在政治上不要說有障礙，簡直是受鼓勵。同時，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的人口結構中泰半有紅色中國的生活經驗，這些人在上面提到的難民潮中來到香港，也有相當一部分循合法途徑由大陸有關部門批准來港。反而在八十年代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之前，台灣真正與紅色中國隔絕30年以上。
香港集大量中國精英只可能是短暫的歷史現象，精英反向回歸大陸是正常的。香港精英的北向選擇自然是利益驅動的，他們在這一過程中自然也大獲其利。但無論如何對香港經濟不可能是正面的事。一個精英本來基本已不再以執掌權力而取得利益的香港，分配相對公平，一般民眾或說工薪階層有較高的收入，但在精英北向過程中反成了香港的死穴，使香港除去因地理位置而存在的港口，和因金融體系相對國際化等少數行業外其他都難以生存。因為香港精英北向的是一個依靠低廉勞動取得生產工序與經濟活動的國家，而這種經濟基調的形成除了因為國家大人口多而外，還因為國家制度與權力壟斷。香港精英北上融入這種經濟體系無可避免接受其制度與權力結構。這樣，香港行之己久的制度反而與香港精英變得有些格杆的了。一方面，如前所述，香港這套英國創建的制度在客觀上相對公平，並產生促使香港精英轉型的效果；另一方面，這種制度並不是香港精英內生發展出來的。這樣香港的制度處於一種微妙的，前景混沌的狀態中。因為這種制度公平合理的優點，它深受廣大民眾的支持。本來令這種制度維持下去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行民主政制，它是變英國人外生創建制度為香港內生的，更具生命力的制度唯一可行之路。但香港精英因為各種不同原因，反對這樣做。以現在的政治環境看，香港的制度正逐漸耗盡它的能量。香港似乎只有成為中國一個城市的前景。香港精英可能會逆轉型，與內地精英發揮同樣的社會角色。這樣香港作為中國最得世界風氣之先的地方將成為歷史。
新加坡的前景決定於李氏是否代有傳人
中國的市場化轉變在四小龍中可能對新加坡影響最小。這要歸因於新加坡那種由政府主導的制度。同時新加坡在地理上也距離中國較遠。新加坡政府掌控該國國人的強制性退休基金等社會資金，由淡馬鍚與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等主體投資國內外商業企業。因為政府掌握這個國家的主要投資資金，它不會如香港般由於精英北回而帶走幾乎所有的產業，使自己空洞化。這樣，新加坡雖然在早年也曾投資蘇州工業園，但始終以不影響自己的經濟為限。後來更主要以財務投資比如入股內銀，以取得財務回報為目的參與中國投資。因此象香港與台灣幾乎所有制造業被連根拔起不同，包括煉油項目、芯片封装與其它電子產業在內新加坡的製造業繼續在該國經濟與社會中擔當重要角色。
今天新加坡成為相當一部分香港市民羨慕向往，乃至移民目的地。諸如房屋政策對於飽受高房價之苦，居無屋的香港市民，更思港府加以仿效。
新加坡後來之超越香港原因不在新加坡家長式的制度有什麼改進，而主要是反映了精英流向對經濟文化帶來了重大影響。作為類威權政體的新加坡包括批評政府的言論自由在內的國民自由權利受到限制，因而它沒有產生依靠自由思想取得成就的文化產業誇耀於世。很多評級機構把新加坡創新排名放到很高的位置，其實新加坡既沒有象以色列般有大量的諾獎得主和作為產生創新技術的著名地方，也沒有產生類似芬蘭、瑞士、瑞典般產生過具世界影響力的偉大公司。這些國家人口規模其實與新加坡處於同一數量級。新加坡的令人羨艷的人均GDP更多地得益於它只是一個城市，得益於它因為地理位置而作為東南亞金融中心，使大量周邊國家的資金和高收入人員匯聚於獅城。
新加坡的國家權力結構，國家對社會的極大支配使新加坡的盛衰系於一兩個有節操具能力的義工。如果新加坡不是永遠那麼幸運，上天永遠保佑它能找到李氐父子那樣的人領導國家，不然新加坡可能遇上麻煩：精英可能通過國家權力佔盡利益。不管是在節操成或能力其中之一未臻上乘，更不用說兩者都不堪者，新加坡現有制度給權力與利益貫通帶來很大方便。仿照毛主席那句話：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就是那麼一回事：搞貪腐很容易。
太平山上今回首，小龍興衰非昔時 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