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獸的影踪:唐代水波紋鎏金碗的文化解讀

唐代帝國創業,經歷了漫長的胡漢文化交織,中國因素以外的西方文化元素,源源不斷地自魏晉南北朝流入中土。

在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現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的金銀器當中,有一件藏品份外引人注目。它是唐代鎏金海獸水波紋銀碗,全碗高3.6釐米,口徑11.2釐米,足徑5.3釐米,重152克。(圖 一) 其外型相當獨特,侈口,弧腹,喇叭形圈足。碗體有別於傳統圓囗設計,整個器壁錘揲成14枚自頂及底的曲線水波瓣,每瓣分別以飛鳥、禽獸、花草、山石相間為題材。碗的內底有周飾一圈突起的繩紋,中心位置鎏刻了一隻金海獸,左右兩旁飾以鴛鴦相伴戲水,在海濤紋的背景襯托下,顯得生動趣緻。圈足底面刻有八出團花一朵,由石榴形葉、蓮葉、忍冬連結而成,圈足沿飾12朵流雲。專家認為,碗腹的曲線水波瓣明顯受粟特風格啟迪,不見於中原器型,而碗內底的水波紋則具中國民族風格。目前,只有在河北贊皇的東魏李希宗夫婦墓中,才有最早時代的類似銀碗,於大英國博物館也收藏了近款的銀碗。

圖一: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唐代鎏金海獸水波紋銀碗
圖一: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唐代鎏金海獸水波紋銀碗

水波瓣紋 刻工精巧

香港古月堂珍藏的唐代水波瓣紋鎏金碗,一望而知是上述鎏金海獸水波紋銀碗的同期製作,碗高4.5釐米,口徑12釐米,足徑6釐米,重190克。(圖 二)其14區域的曲線水波瓣紋,也是以圈紋為中心,然後向上輻射出14條水波紋,與口沿相對應,使整個器形構成一朵盛開的花朵。蓋整體皆鎏金的緣故,器壁上的紋飾閃閃生光,內壁與底部徽章紋飾更為悅目,把鎏金和鏨金技術推向極至。由於要求內部拋光,故每區波瓣微反收囗之處,須經過特殊處理。而且,為分辨碗身水波紋瓣與碗底足圈,近碗底部分亦以錯金技術,製造出星型的效果。我們在這些細節裏,仍可發現匠作的痕跡,以及巧妙的藝術布局。(圖 三)碗內中心,以起伏條紋狀為波濤底,圍以一粗線金圈,其海獸置中,鴛鴦置於兩旁,身上毛紋細緻,小如獸肢帶斑點,均經過精心處理。(圖 四)外壁每區的圖紋亦如上者,動物是羊、鹿和兔,鳥是戴勝鳥之類。至於碗的外底,鏨刻兩重六瓣金花,每瓣各有三條錯金花蕊,自圓心向花邊延展,刻工精巧。(圖 五)

圖二:香港古月堂珍藏唐代海獸水波瓣紋鎏金碗
圖二:香港古月堂珍藏唐代海獸水波瓣紋鎏金碗

圖三:唐代海獸水波瓣紋鎏金碗的側面圖
圖三:唐代海獸水波瓣紋鎏金碗的側面圖

圖四:唐代海獸水波瓣紋鎏金碗的俯瞰圖
圖四:唐代海獸水波瓣紋鎏金碗的俯瞰圖

圖五:唐代海獸水波瓣紋鎏金碗的碗底背面
圖五:唐代海獸水波瓣紋鎏金碗的碗底背面

胡風文化 流入中土

按學界分析,唐代金銀器略可分為四期。初唐到高宗是第一期(618–683年)。屬於此期的墓葬、窖藏,可舉1975年春內蒙古李家營子一號墓出土的五件銀器為例。武則天到玄宗是第二期(西元684–755年),當中包括甘肅涇川唐大雲寺地宮、西安沙坡村窖藏、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西安八府莊、韓森寨等地窖藏。肅宗到憲宗是第三期 (756–820年),可參考西北工業大學窖藏、遼寧昭烏達盟喀喇沁旗窖藏、西安坑底寨窖藏。穆宗到哀帝是第四期(821年–907年),具代表的有江蘇鎮扛甘露寺鐵塔地宮、陝西耀縣柳林背陰村窖藏、西安和平門外窖藏、陝西藍田楊家溝窖藏、扶風法門寺地宮、江蘇丹徒丁卯橋窖藏、西安交通大學窖藏、西安南二府窖藏、陝西咸陽西北醫療器械廠窖藏、浙江長興下莘村窖藏、浙江臨安水邱氏墓等。觀察上述水波瓣紋鎏金碗,幾可斷定它屬於第一期的器物,因此段時期多採用任意等分的裝飾手法,其外壁區間往往都在九瓣以上,且時常出現S形或U形瓣紋。如海獸紋十四雲瓣銀碗,鹿紋十二瓣銀碗、鴻雁銜綬紋九瓣銀碗,雙獅紋九瓣單柄鋼,皆具備此種特徵,與中亞、西亞六世紀的銀器作風相似。

另一項重要標誌為海獸紋的徽章。唐代帝國創業,經歷了漫長的胡漢文化交織,中國因素以外的西方文化元素,源源不斷地自魏晉南北朝流入中土。漢代對獸形的幻想本已十分豐富,一些雙肢匐伏在地的金獸雕鑄,已說明古代對瑞獸有着無限的憧憬。(圖 六)再加上國外對羊、鹿、獅虎添翼的天馬行空等想像,拉闊了瑞獸活動的範圍,漸而對煙波瀰漫的水上世界也產生造像的投射。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內收藏了一塊「海馬葡萄鏡」。其直徑為12.1厘米,厚0.9厘米,重580克。銅鏡呈圓形,四周飾有姿態相同、側伏於地的四海馬,並圍以枝條交纏的葡萄紋,外環配上各種飛鳥的姿態。(圖 七)這類銅鏡,在宋代的《博古圖錄》上稱為「海馬葡萄鏡」,清代的《西清古鑒》上稱之為「海獸葡萄鏡」。今人難以想像,看似滑稽的落水狗,實為其來有自的瑞獸。早年德國學者便認為,「海馬」源自古代伊朗的祭祀植物Haoma,後轉化變為「海馬」。還有人認為「海馬」是名副其實的海外之馬。傳說中國青海有日行千里的「青海驄」,「海馬」就是這種「青海之馬」的簡稱。鑒於歷代人言人殊,清代專家泛指銅鏡上「似馬非馬」為獸,遂成為「海獸」的合理稱呼。

圖六:南京博物院藏盱眙出土的漢代金獸
圖六:南京博物院藏盱眙出土的漢代金獸

圖七: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海獸葡萄銅鏡的局部圖
圖七: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海獸葡萄銅鏡的局部圖

意態新穎 東西兼採

在西方,獸與葡萄的組合自然不過。古時希臘的酒神崇拜中,葡萄紋已作為伴隨紋出現於藝術作品,逐漸形成圖案的通則。自漢代張騫通西域,我國也開始了葡萄的種植,在當時的絲織品上初見葡萄的紋飾。葡萄之間,穿插着禽鳥、動物和人類,本意是表現大自然的優美和諧,使畫面顯得活潑生動。這類紋樣傳到中國後,與中國傳統的瑞獸觀念再行組合,便形成銅鏡上的新形象。海獸葡萄鏡流行於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海獸嬉戲互逐,其間布滿葡萄枝葉和果實,同時附加了其他中國的飛禽意象。香港古月堂珍藏的唐代水波瓣紋鎏金碗,說明唐代器型及紋飾的意念東西兼採,薩珊徽章紋式中一對鴛鴦戲水,是國人對愛侶依傍的象徵表達,巧遇潛伏於波濤中的瑞獸,南北相望,好事多磨。意態新穎之餘,又帶幾分外國幽默,只有在唐代巧匠與胡風下,才能演繹箇中的精彩意念。

趙雨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