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訪問稿《教改大錯特錯，通識通通不識》觸及幾個長期關注和爭議的重大問題，網上不少群組廣傳，反應持續。
丘教授談到香港如今青年和學生一些毛病積習弊端現象，的確存在，令人操心；但談到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通識及本土與港獨意識三事，簡約粗放，所遞下的結論，近乎引喻失義，需要多角度審視和深入細析。
一如十多二十年來不斷重覆，近日通議教育和教育改革爭議又起；中大和港大都要選新校長，又帶出校委人選及校政民主和學術自由等「永恆」議題課題。不脫香港百多年成敗因素和本色，幾十年的這些課題這樣爭議，久不久紛紛擾擾起哄都是翻炒表面，沒認真進入深層廣泛根本性問題。這是很可惜、很無奈的世道。
中國的千年變局中，百多年香港在中西歷史湍流中經歷古今政經人文思潮的風浪起伏，幾代人前仆後繼、蓽路藍縷，自覺不自覺走過中國古文明與世界之間無數千百年計的既深且廣根本問題課題與主題，走出現代化轉型的另一條路。香港能中國所不能，不但創出可觀「實」的商貿政經金融交通運輸基建奇蹟，更有意無意間沉澱累積了深厚、廣泛「虛」的人文氣象，寶藏結構完整、形態靈活高效，為中國的千年變局、中國與世界關係設定質素標準和指出標方向，但中國各朝代與政權和香港都不知其然及其所以然。香港的時代先進性和類現代政經社會文化成為「原罪」，備受中國懲罸治理。
任何人類群體組織（家庭、學校、企業、社會、國家、民族、種族、部落）都是為了共同的生存與繁衍、目的和意義而集結，匯聚一起成一體。「一體」之內各種個人與組成部份因不同來歷及功能、主觀客觀條件而分上下主次階層，再構成主次輕重、多種多樣功能的體制（institution）與建制（establishment），以冀更好達到共同的生存與繁衍、目的和意義。群體組織、體制與建制一方面需要、提供穩定明確同質共識慣性，最終凝煉及昇華為個人與群族的價值觀、美感及存在感、身份認同，但也需要與時按地知變應變，為異質、否定及「變」提供空間與條件。
現代社會趨向多元分化、自由烎等、開放互動，群體組織、體制與建制屬於「全民」持份者，結構及運作複雜多變。「變」多源多向、節奏加速；成員的個別（individual）權力和主觀能動性（subjectivity）運作能量大增，「興風作浪」，產生「變」的否定及肯定、正面及反面效果。「變」的初起、進行中及結局的過程中，「變與不變」攻守雙方的人性聖性獸性妖性魔性一線之隔，並非、不可能全理性。群體組織的體制秩序和客觀性如何知維持完整性及水平而又知變應變，成為人類永恆大難題。
香港被迫走出古文明中國、走進西方現代世界，代中國人率先體驗外面新世界的個體化和自由化，建立多元開放體制/建制，讓港人參與中西交流互變的否定及肯定，產生正面及反面效果。丘教授訪談中提的三事，現試從這「時代難題」的角度切入、與丘教授商榷。
丘教授所及的首兩毎例子不單是政治問題，而是以政治為核心的跨科複雜問題，指涉中外古今的虛實游離多方多層多重面根本課題和主課；學生的言行現言象，或可供更多不同視角觀察及思考。作為長者、教育家、世界學術權威和學校高層理應開放思想心胸襟，走出自己熟識和舒適的專業專長專家權威BOX，進入另外不一樣的一BOX，change mode and paradigm shift，細察內裡層次肌理、比較權衡，再下重判。
我猜金耀基和王賡武和陳方正如面對同樣題目，應會較廣闊、多角度多層次全面周延考量。
一商榷：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
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一事，祇是眾多人中一二席，並非「全民選校長」，即使他們「認識不足、沒水平」，但仍可從本身角度看問題，提供一得之見。管理的官僚體制內「認識足、有水平」者，可能出現因循慣性盲點，正需要「外人layman」的觀點和參與，發揮作用。因美國大學沒先例而說中大也不能、不應有，邏輯謬誤明顯，不贅。
丘教授反對學生倡議還因學生「中學剛業、不知大學運作、學問未有基礎」，他的謬誤是以為這些是反對倡議的（全部）充足理由，沒考慮其他因素可以支持倡議、然後權衡及取捨。
學生倡議基於學生是stakeholders，和社會精英及教職員及家長都是大學大家庭（生命共同體）的一份子，不同程度屬於及擁有大學，在學受大學管轄、之後受大學好壞的影響一生，所以有權參與（民主）；即使學生真如丘教授一律欠缺知識學問，他們仍可從本身「受眾」的獨特perspective提出看法，為辦好（怎樣的）大學提供必需的一得之見。至於參與的方式（包括選校長）、程度及比重份量、和遴選會其他成員及行政怎調協，可以商榷。世界社會世代和四五十年前大不同，體制（institution/system/bureaucracy）與權力權威（authority）仍需要，但大學權力權威不能單憑「知識學問」畫地為牢，除了建基於知識學問，也必需建基於面對各種stakeholders的多種inputs，校政體制（例如校長遴選）必需accommodate各種stakeholders及處理各種矛盾。中學（企業、政府）也朝這「自由民主、個體基礎、由下而上」大方向變（方式和程度大不同），在這前提下運作，大學更無論。
從訊息論而言，學生、倡議和參與選校長，可以反映新世界社會世代的新需要，如何融入舊體制的方式和程度，可以商榷。
從教育角度而言，學生、倡議和參與選校長，可以學習自治自主自理。
從管理學角度而言，學生、倡議和參與選校長，可以更全面進入問題、開放問題，一方面減少管理的官僚體制內可能出現的因循慣性盲點，一方面讓更多人有參與感、認同感、歸屬感，提高生產力及效益。
從創意及新生事物及社會與時代變遷而言，開放的環境讓異同各類自由出現和生存，減少「近親繁殖」（inbreeding）；以憑「知識學問」畫地為牢的建制權威、以身份資格否定學生、倡議和參與選校長，阻窒大學「(無條件)自由思想/猜想」、有違「（有序）否定及超越既成框框、體制及秩序，創新世界」的「大學立意/理念/旨趣/社會功能」。
倡議和爭議過程中各方互動的技術枝節，可以商榷，也須自覺檢討反省更正，但不能在起點原則上全盤否定這些基本原由原理原則。
過去香港幾十年（丘說他有參與保釣）和中國五四運動及文革，學生都起作用（當時保釣和中運一如今天的本土派被主流社會當權者臭罵，罵得最狠的是「高等華人」的個別精、團體及階層，有點似清初的保守派漢臣）。
五四運動及文革在大陸的歪路及破壞不少，香港六七暴動後青少年自發的政治及社會異議抗爭運動則被英人「和平吸納」，雙方沒「去盡」、給對方及矛盾空間，反而促成社會變化/進步和官民的共同本土意識及港人身份認同（四五十年來，不絕如縷）。如能（早點）有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參與，對香港的發展應有更低代價的成效。
二商榷：大學之道及《數造傳奇》中的Srinivasa Ramanujan故事
大學的社會功能和時代變遷的分工職責，是把社會民間散亂的千萬年人性獸性魔性妖性放進圍牆裡，比較安全增進知識這「危險品」，同時按理性規範嘗試理性處理各種矛盾。多重矛盾間的互動及optimization, disequilibrium 或dynamic equilibrium是常態。
大學是「知識」的前沿and/or道德「意識」的底線，是向宇宙洪荒人類亙古開放的個體自由機構，但大學本身的管理機構也是一個closed system（否則不能運作）。（現代西方）大學是一個以「知識」（和「意識」）為核心的「理性理論、文字數字、知識體系、意識體系、權力體系、利益體系」，按其累積的「已知、既成」的體制規律軌道運作，標準檢驗、思維決策和情理反應；但世界級（「正常」）大學亦必有意無意間設計、構想某些「自反」（self-negation）或「他反」（other-negation）空罅，藉以超越起伏、持續千百年；這一線「非常」命脈反而成為大學不絕如縷的精神/靈魂。大學超越皇朝政權，可能就靠這一線「非常」命脈。
十八世紀前的西方大學以「意識」（古文明及信仰）為主體。德國洪堡大學首創以「知識」（科學科技器用）為主體，開啟（西方）大學的現代模式－－理性（知識）機械化、工業化組織及實用化、官僚機構化。大學的機械化理性（知識）為政經科技意識服務，機械化理性（知識）和政經科技意識為專制皇朝（及單元世界觀、集體主義雛型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服務，成為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一大成因。這種大學傳遍全球，在美國蔚為奇觀（若沒美國可能便沒今天美國），在東方時而與傳統社會、國族與文化碰撞對抗，摧毁傳統社會、國族與文化，時而合流合作，鞏固傳統社會、國族與文化。
這個「正常」大學的closed system經常篩除、排斥不知怎的、繞過「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自行通往宇宙洪荒的另類人物及ideas。BOX外的異類異人異端異行，必招 BOX內成功者、權威/權力人士有意無意的例行慣性無視、輕視、蔑視（判為「不知所謂、不堪、不入流」），以至挑難阻撓打壓。丘教授提及的Srinivasa Ramanujan就屢被大學師生否決 (「不入流」)，幸而有別具慧眼的老師和教師（包括羅素）力撐。故事拍成電影《數造傳奇》(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一二月前香港公映。在Infinity裡，誰都是無知者，誰又敢完全否定別人、不留些少空間給別人（和自己）？
「猜想」可以來自直覺空想奇想。解開/論證一個「猜想」，要按（畫地為牢closed system之內的）「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但提出「猜想」則是印度破廟山野更廣闊的Infinity裡的人的事，全是天地混沌初開的未知，或可直通宇宙洪荒；反而「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卻出不了破天荒的另類ideas。
人類感受、理解及構想世界，表達的方式首先是嚎號，之後是歌舞、文字及數字；一種表達方式帶動一個時代和文明，但各個時代和各種文明如氣如流混融互滲。三五千年來，文字及數字成為人類的主流主軸、帶動嚎號與歌舞的世界，形成「文字文明」。Srinivasa Ramanujan超越時空的阻隔，一步到位由天地初開的HOLISM的混沌無限Infinity，但脗合文字文明的數字世界。他的劍橋老師不斷苦勸他「跟規矩」做proof，把「東西」寫出來，他說他的ideas來自神諭，他相信「是」，但「講/想」不出怎樣的reasoning過程。
中大學生倡議參與選校長，是跳出BOX，提出「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之外的「猜想」空想奇想；他們感受、理解及構想「中大世界」的現實之後，回到原生態的「嚎號」思維和表達方式。這些嚎號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在「文字文明」世界是對是錯、能不能另創新天是日後的事， BOX裡居其位者（態度上）應避免以「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本位、不考慮其原由理據而條件反射式先驗否定。大學之謂大學，是為「可能性」留下永續開放空間，即使倡議錯，也肯定其奇想精神。
作為長者、教育家、世界學術權威和學校高層（學生時曾參與保釣的悖逆運動），理應更開放心胸思想感性認同包容學生，多角度、多層次細緻思量學生（當年自己）不熟識的新生事物、人和事，善用（如今）權威、珍惜名望，對人對己對世都是好事。當然可以否定/反對學生倡議，但應進入倡議的各層論據，否則簡易粗糙，欠sophistication。另一邊，學生必需進入校政和選校長的內裡層面，以及反對者的原由原理原則，雙方進入對方的原由原理和主動互相溝通，學習處理調配各種矛盾，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
學校的主宰權在校方老師遠多於學生，所以溝通主導權也在校方老師。這也是（師生雙向）教育和世代交替的一部份（古今中外大中小學很多這類「真．教育」的故事）。
丘教授旁及「師生地位和知識不對等、上授下受，可見高等教育本來不民主，所以同樣不能要求參與選校長」一連串謬誤及偏頗，近乎粗放氣話，不贅。
概括而言，丘教授否定中大學生的倡議的思路和根據，以知識為充足條件/因素/考慮（排除（學生的）其他因素/考慮的relevancy），不及其餘，謬誤一；以理性為充足條件/因素/考慮（排除Srinivasa Ramanujan式直覺/感性等其他因素/考慮的relevancy），不及其餘，謬誤二；以個人本身走過途徑鑄成的BOX及其規律邏輯為充足條件/因素/考慮（排除其他可能性的relevancy），不及其餘，謬誤三；以現在「已知、既成」BOX為充足條件/因素/考慮（排除「未知」的更大空間和可能性的relevancy），不及其餘，謬誤四；學生倡議是跳出BOX、性質屬於提出「猜想」，丘卻用解決「猜想」的架構、規範和標準判斷，謬誤五。
原刊於信報月刊2月號，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