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馬來西亞華裔人口下降，因而華文學校面臨「捍衛」華文與跨越族裔的抉擇。後者需要面對的，是跨文化的挑戰。華校需要面對的，首先是教學語言上的挑戰；雖然華校的教師都能講馬來語，卻是對着母語非華語的馬來學生；試想假如一間學校有大比數的馬來學生，華語對他們來說是外語，整個教學過程都用華語，殊不簡單。但是更大的挑戰是跨文化的辦學；像全校100%馬來學生的「華校」（目前還是極少數），對於學生的文化背景、家庭習俗、宗教信仰、歷史認知，都與華人學生很不一樣，很不容易。於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關於學校原來的文化與學生的文化之間的差異。要不要去了解？有沒有準備去研究？也就是有沒有跨文化的同理心。這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假如覺得我辦學就是按照我的文化，你來就讀就是接受我的文化，就不需要去了解學生的異族文化，甚至可以覺得我族的文化是優越的文化，不屑去了解異族的文化。大馬華人稱異族為「友族」，是一種很好的跨文化平等相待的訊息。
多年前，曾經在一個國際會議上聽過一個介紹，也是馬來西亞，一位印裔的教師發起一個項目，安排一班多族裔的小學生，相繼互相探訪其他族裔的宗教場所。比如說，帶學生參觀清真寺，由班裏面的穆斯林學生介紹有關習俗；也參觀基督教堂、華人寺廟，等等。當時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為這位教師有這樣的跨文化量度，也有意識讓班裏面的學生用平等的態度看待其他族裔的文化，而宗教是一個核心元素。
跨越文化 平等相待
宗教也是一個敏感的元素。這位教師的想法，並不一定是家長的想法。信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家長，是否同意讓自己的孩子進入清真寺或者佛教寺廟？甚至學校裏其他教師，由於個人的宗教信仰，是否有如此開放的態度；又或者是否覺得有這種需要？這位教師與前面提到的華校馬生的問題不一樣，這位教師是主動設計這個項目，是一種進取的教育理念，而不是逼於現實而應付挑戰。
香港的學校其實也可以擁抱這樣的想法。有一所天主教中學，近年錄取了相當數量的非華裔穆斯林學生。他們尊重穆斯林學生的信仰與習俗，在校園內專門設了一個回教祈禱室，回教齋戒月也作出適應性安排。筆者參觀他們的早會，教師在台上劃十字念經，台下學生各自念經或靜默。不同宗教信仰的學生，在同一時間、同一屋簷下祈禱，場面動人，令人難忘。這裏的學生，從小就習慣與不同文化的族裔群體共同生活，對於這些學生的未來，是多麼重要！
也有相反的另一個極端。有國際學校，在校內申明忌提國際兩字，強調是「X國」學校。他們要百分之百實施X國的教育，也覺得X國的教育是世界最好的教育。也的確吸引了大批仰慕X國教育而來的家長。學生在這所學校的經歷，就是充分體驗X國教育的優勢。至於其他文化，也許不在學校生活的雷達上面。
第二、有了跨文化的意願，還要有了解其他文化的方法與途徑。這是筆者在倫敦念博士一個思想轉捩點。之前總以為每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一個答案對了，其他就都錯。深受影響的，是Graham Allison對於1962年古巴危機的多元解釋。那時候開始明白，我認為我對，其他不同的意見也可以對。同樣的一個問題，大家心裏尋求的也許是不同性質的答案。更常見的是，對於任一個問題的視角、假設都會很不一樣，答案當然就不一樣。筆者的論文也是嘗試用平行的多元視角，對當年香港的教育政策事件，作出幾個毫不相同的分析。這也是筆者後來在哈佛開設《文化與教育》課程的起點。
文化深層 不易自知
1989年，為UNESCO和UNICEF主持一個研究四個國家教育素質的項目。有別於其他國家，在中國，即使經濟不太發達的農村，小學入學率都很高，遠超90%。這些數字本身不會顯示背後的原因。於是訪談當地的農民，研究團隊的成員都不約而同遇到同樣的情況──農民家長無法回答一個問題：「你為什麼送孩子上學？」幾乎無一例外。若是按照預設的訪談問卷，什麼「升大學」、「高收入」、「跳出農村」，都不是他們的回答；訪問員就應該填上「None of the above」或者「No answer」。
研究員們都不願放棄，覺得背後有原因，而且是更深層的原因。結果，大家逐漸明白，沒有答案，就是答案。農民覺得送孩子上學，理所當然，還需要什麼解釋？不需要解釋的，正是文化的底蘊。人類學家說，文化中的許多習慣與假設，是習以為常，不用解釋的，因此也不懂得如何解釋。因為在本文化內部，這些習慣與假設是從來不會受到質疑的。對於農民來說，送孩子上學，就像用筷子一樣，從來不用解釋為什麼。人類學家有一句名言：Fish is the last to discover water（魚不知水）。
這個經歷可以說明幾個問題：一、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在這裏是訪談，有它重要的功能，其他的研究手段無法替代；二、質性研究並不排斥預設的問卷或其他量化手段；沒有預設的問卷，當時就不會發現問題；三、質性研究不是滿足研究者心裏的問題，而是要尋找被研究對象（農民）心裏所想；而這些往往是研究者從來沒有想到的。
因此，筆者覺得，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不只是一個研究方法問題，而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態度。認識世界，尤其是認識人類世界，關鍵是要了解不同人類社群的基本生活與思想框架。人類社會歷史上長期分割，各自發展。雖然都要應付相同的天災人禍，都要解決內部團結與抵擋外部爭奪，但是各自會發展出不同的方向、習俗與假設，也就是文化。筆者在本欄提出過社會文化的七個層次，此處不贅。
研究文化 珍惜差異
宏觀來說，現在世界上的所謂地緣政治，除了政客們的貪婪與爭奪，對於另類文化的認識往往非常膚淺。就憑着本文化熟悉的標準，去衡量異國文化的是非。
就教育而言，華人社會，不論政治制度、經濟狀況與社會環境，在疫情中不約而同提出「停課不停學」。筆者的西方朋友就覺得不容易理解。筆者也還在探索。在國際教育比較研究PISA中，幾乎所有的「筷子文化」社會都名列前茅；其中的測試，既無法靠死記硬背，也沒有標準答案，說明了什麼？而同一研究，在探索學生心理的時候，這些「筷子文化」社會的學生，又普遍感到學校生活乏味、不愉快、壓力大，又說明了什麼？
由於本土文化的「理所當然」而不被注意，觀察異地的文化、看到文化的差異，可以使我們發現和觀察本土文化。「原來他們是這樣想的」，才知道「我們是這樣想的」。就像是拿着一面文化鏡子！
在香港，的確是各種文化交滙（這裏不提「中西文化」，因為西方也是文化多元體）。好處是，對於各種文化都容易接受，讓香港有多元的選擇；要研究異地文化，香港更是福地。要提防的是，對於異地的新事物，若不拘其文化底蘊，一律照單全收，也可以因而侵蝕香港原有的文化優勢。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