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漢權校長主理的國史教育中心舉辦了一個有多所中小學參與的歷史比賽，其頒獎典禮找我去作一個演講，給我的題目有點嚇人──「漢朝到今天中國GDP的故事」。
最初「口輕輕」答應了，到準備時才知道要做大量的功課才可應付，但想到香港學生的歷史知識長期有虧欠，辛苦一點也是義不容辭。
這題目涉及的儼然是一份中國經濟通史，甚至是世界經濟通史。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面對的聽眾雖有何漢權、丁新豹等歷史學家，但大部分是中小學生，所以我只能採納較簡單的架構，突出GDP與人口、生產力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
中國去年人均GDP為1952年的89倍
我們若找來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GDP的歷史數據，並將其畫為圖表，不難發現，基本模式都是一樣的。即從公元零年開始計，不論是總體GDP（已扣除物價變化因素，下同）或是人均GDP，都是長期停滯不前，而且是處於很低水平的停滯。但在近代，GDP與人均GDP卻突然飛升。若用圖表去表達，則呈現一個左右倒轉了的L形，先是一條橫線，接着代表GDP的曲線突然向上，速度之急，使它看來像一條垂直線。
西方國家的GDP在文藝復興以後已略呈升勢，到了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才加大升幅。至於中國，1952年的人均GDP與公元零年時幾乎完全一致，低得很，但2023年的，卻是1952年的89倍！長期停滯，近代急升，是中國及世界人民收入的最概括寫照。我們是現代人，難免要慶幸我們的人均GDP比我們兩三代以前的先祖要高出約88倍。
這裏有個問題，GDP是一現代概念，從前的統計數據也嚴重不足，為何我們可比較到1952年與漢朝的GDP？說穿了也不複雜，1952年時世界雖已有了一些歷史上所無的產品，如收音機、汽車等，但人民的絕大部分消費品仍是與吃與穿有關，在這些方面，1952年跟漢朝的可比性依然頗大。
但當然，愈近現在，新產品層出不窮，把當代人民生活水平與二千年前作比較，便愈是容易荒腔走板。在包括中國的世界經濟史方面，我有一位已經過身的經濟史家朋友麥迪遜（Angus Maddison），他花了一生之力去考證歷史上的經濟數據，貢獻至大，我用的也是他的數據。
我們可以將中國與西方世界稍作比較。在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人均GDP一般高於西歐國家，但若論總體GDP或總體經濟力量，中國因為人口遠多於西歐，所以總體GDP也一直高於西歐。此現象在鴉片戰爭年代才終結，西方國家生產力上升，輾壓中國，後者雖然人口眾多也頂不住。但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在急速追趕後，GDP又再超越西歐。
食物產量增，人口與GDP拾級升
這裏要提一提印度。它的人口在歷史上與中國是叮噹馬頭，有時高於中國，有時低於中國，但在1700年以前，它的GDP絕大部分時期高於中國。不過，在它變成英國殖民地後，人口與GDP都現頹勢，跌在中國下面了。今天它人口恢復世界第一，但GDP與中國差距仍大。
我們若把GDP與人口作一比較，容易見到兩者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之前。兩者互動的模式大致如下：生產力若有進步，食物產量增加，可使社會支持到多些人不用生產，只是讀書搞文化，那個時期的文化會十分燦爛，北宋時的人文薈萃便是一例。但食物產量增加的更鮮明後果，卻可能是生育率上升，人口增加。告子與孟子辯論時，認為「食色性也」，人類維持自身物種的存在之道，便是吃與生育，與大多數動物無異。
所以在食物生產能力進步後，大家在吃飽之餘，便忙着製造人口。人口上升，GDP也會拾級而上，但GDP被較多的人口分薄之後，人均GDP也就上不了去，社會跌入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
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受戰爭與饑荒影響，頗有波幅，但它亦得益於生產力的重大進步。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主要並非來自工業，而是在農業。農作物新品種引入，產量增加，支持到更多人口所需的熱量。宋真宗（998年至1022年）期間，早熟稻品種從印度支拿的占城傳入，稻米種植從180天以上一造減至130天左右，一年便可有兩造，產量增加。宋朝時高粱也從原產地非洲引入，蒙古人統治後，高粱廣泛傳播。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多種美洲農作物傳入中國。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等的引進，幫助了中國人民利用山區等邊緣地區的生產，過去用不了的土地，現在可種這些物種，大大幫助中國人民的食物生產。
現代人均GDP猛升，生育率卻降
此種新品種的引入是科技進步的一種，在歷史上，此種科技最終只帶來人口增長，人均GDP未見增加。為什麼在現代社會情況不一樣，科技進步後，人均GDP猛烈上升，生育率卻下降，部分原因或與社會制度有關，下回分解。
原刊於《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