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許多文論都認為中國沒有長篇敍事詩的傳統，產生不出像古印度《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和《羅摩衍那》（Ramayana）般的詩歌，也沒有荷馬《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塞》（Odyssey）般的史詩，亦缺乏英語文學中最古老敘事詩《貝奧武夫》（Beowulf）般的作品，甚至藏族、蒙古族都有自己的史詩。然而，上述作品的主人公，都能用一己之力扭轉乾坤，這些長篇詩歌其實是「英雄史詩」，可以說是當地民族精神的象徵。
中國文學史上曾誕生過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白居易《長恨歌》等長篇敘事詩，但從本質上講，它們是跟英雄史詩不同類型的作品。
《詩經》之後，不論是楚辭、樂府詩，還是後來的唐詩、宋詞等，「感時傷事」和「憂國傷懷」，或者兼而有之，都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題。換言之，詩歌是以「抒情」為第一位的，不抒情便算不上好詩歌，這種看法似乎至今未變。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學海書樓合辦的「學海書樓人生學問講座」，7月6日（周六）邀請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部講師劉衛林博士主講「人生到處知何似─詩詞中的人生感悟」，暢談歷代詩人如何在作品中抒發人生歎喟。
劉衛林博士先從「唐宋八大家」中蘇軾的七律〈和子由澠池懷舊〉說起，詩云：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子由就是蘇軾的弟弟蘇轍；「那」又作「哪」。蘇轍原詩是這樣的：「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為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遙想獨遊佳味少，無方騅馬但鳴嘶。」
蘇轍原詩寫的是懷舊，因為他曾被任命為澠池縣的主簿，後來與胞兄蘇軾隨父蘇洵同往京城應試，又經過這裏，有訪僧題壁之事。
然而，在蘇軾眼中，人生總是居無定處，充滿了不確定性，就像鴻雁南飛，偶爾駐足雪上，留下指爪印跡，而雁飛走後，指爪印跡被雪掩埋，便跡可尋。舊日僧房題壁時還有一位老和尚，如今和尚已圓寂，只餘僧塔。還有當日赴京路上，路長崎嶇，馬累死了，只好換乘驢子，驢子也崴了腿，人困驢嘶，還記得嗎？28歲的青年蘇軾，寫出了對人生忐忑的感喟。兩兄弟寫同樣的往事，卻呈現不同的主題。
劉衛林博士指出，人生的忐忑，古今皆同。他以張家輝主演的電影《激戰》（2013）為例，導演林超賢說：「人生到了一個階段，回首之前的二十幾年始終碌碌無為，這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忐忑。」如何克服自己的忐忑？影片中程輝以48歲的「高齡」挑戰MMA（綜合格鬥）擂台，為的是「唔想到熄燈（死去）嗰陣，我連一件值得記得嘅事都冇。」影片表達的，就是一個中年人用鬥志打敗心中忐忑的故事。
成功抒寫人生的還有宋末元初的詞人蔣捷，他的〈虞美人‧聽雨〉，借着一幕幕聽雨的情景，寫出少年、中年和老年不同的心境：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劉衛林博士指出，少年時輕狂不羈，醉生夢死；壯年時風雨兼程，江湖奔波；老年時歷盡滄桑，悲歡離合都似階前雨水，任它點滴到天明！短短數十字，便已道盡人生不同階段的心情變化。
劉衛林博士又分享了自己的作品七律〈緃筆‧癸未暮春〉
虛齋閒坐久神馳，託付幽懷獨有詩。
梅雨漫天思遠道，芳春隨水負花時。
酒中陶令誰同醉？林下君平世莫知。
記取東風今日約，暗香長在最高枝。
全篇沒有明言感情，但讀者都可看出這是一首念友人的抒情詩，「意在言外」也是中國舊體詩的特色。
佛家稱快樂（樂受）為「壞苦」，因為歡樂無常，快樂盡頭是悲傷。劉衛林博士指出，古典詩歌如漢武帝劉徹的〈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東漢末年曹操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這種歡樂中想到哀傷的對比寫法，反映作者樂極生悲之感，也是古詩抒情的特色之一。
東晉陶潛謝絕仕途，歸隱田園，「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有人認為是消極避世，劉衛林博士認為是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且看陶潛的〈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乾。
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嘆。
詩中寫務農的辛苦，寫避祿就耕的歡樂，最後表示躬耕此志不渝。通過對務農實踐的描寫，充分表現了陶淵明雖歸隱但入世的思想。
最後，以蘇軾七律〈和子由澠池懷舊〉開講的劉衛林博士，仍以蘇軾〈定風波〉詞作結：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晚年蘇軾有詩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言他在貶謫中完成一生的功業。這首〈定風波〉詞寫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三月，兩年多前的元豐二年（1079）下半年，發生幾乎要了蘇軾性命的「烏臺詩案」，他在被貶到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後，在黃州東南的沙湖看新買的農田，中途遇雨，有感而發，說明他已從烏臺詩案的挫折中振作起來，表達了樂觀曠達的生活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