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的迪頓（Angus Deaton）今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實至名歸。迪頓在經濟學界中雖極受尊重，但並不算是家喻戶曉的大紅人。不過，他對福利經濟學、貧窮問題、需求系統等等重要領域的確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對實際世界的政策也有重大影響，相信沒有誰可質疑頒獎給他是否合理。
香港政策的制訂幾乎全都遠遠落後於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近年推出的扶貧政策與貧窮線的制定也未見有參考過迪頓的貢獻，起碼我在扶貧委員會的會議中，從未聽過有人提過迪頓的名字（我自己可能也失責，尚未有機會在會議中提出過他的觀點）。
現在貧窮線的界定，是以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作準則；又因住戶人數有多有少，所以不同人數的住戶都各自有其準則，人數較多的，住戶貧窮線訂得便高，人數較少的則較低。不過，住戶報稱的收入有時並不能準確反映其成員的生活狀況，迪頓主張要直接量度各人的生活或消費水平，例如若他們貧病無所醫，又或兒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機會，便已足夠說明這些住戶處於貧困之境；反過來說，有些人自稱收入低微，但餐餐可大魚大肉，尚可到各地遊山玩水，我們則大可不把他們列作窮人。
中國模式 非洲難學
迪頓曾提起過一個典故，話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的黑道大亨卡邦（Al Capone）橫行一時，殺人放火違法賣酒，無所不幹，但他神通廣大，警方永無方法將其定罪。最後警方靈機一觸，發現他消費奢華，但報稱的收入卻似有若無，收入與開支不相稱，終於以逃稅罪將其成功送進監牢。由此可見，實際的開支或消費，比報稱的收入更能反映實況，各國的統計部門，也應搜集相關數據，貧窮線的界定以此作根據更有道理。
迪頓深信政府有其重要功能可扮演。在經濟較發達地區，我們常會認為能幹、有效率的政府，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其實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政府都十分弱勢，效率與能力都十分有限，稅抽不到、服務水平低劣、監察執法不力等等，不一而足。迪頓認為有效政府是減貧的重要條件，他甚至認為富國對窮國的外援（有些窮國每年得到的外援往往大於她們政府每年的總財政開支），容易起到反效果。不斷依靠外援的政府，很易成為扶不起的阿斗，這反而成為該地經濟發展的障礙。
近年我的舊同事林毅夫教授，十分熱心到非洲諸國推廣中國經濟起飛的經驗。這有其理據，因為今天非洲不少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與30多年前的中國相似，她們的確可能從中國的成功中得到啟示。不過，我對此一直不敢太樂觀，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早期有強人鄧小平領導的頗為有效的政府，政令雖不至於能完全推行，但政府的能力仍算強大。今天的非洲諸國，不見得有此領導人，恐怕並無中國當年的條件推動改革。
香港近年出現一種觀點，以為經濟發展可有可無，若重視經濟便是只向錢看，十分庸俗，缺乏理想。哲學家李天命說自己不親共，但敬重中央政府有能力把今天的中國發展為盛世，他的言論雖然恰當，但卻迅即遭一些思想偏執的人攻擊，認為他太過「實際」。社會中出現的此種觀點（可能尚未到思潮的程度），其根源我相信是有人視中央政府為敵，是殘害百姓的惡魔，但同時又無法否定在其領導下，近37年內中國人均實質 GDP 上升了20倍這一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奇蹟，所以惟有貶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迪頓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在其著作中多次談到中國的經濟，他的一些發現，倒可有效推翻經濟發展無用論。
迪頓年前出版了一本簡明易懂的通俗著作，書名是《大逃脫》（The Great Escape），此書名取自描寫二次大戰德國集中營戰俘逃亡經過的同名經典電影（港譯《龍虎榜》，史提夫麥昆主演，我看過起碼四五次），但迪頓所要討論的卻是在人類歷史中，窮人如何逃脫貧窮的過程。此書十分有趣，值得捧讀。書中有些討論，對經濟發展的功能有十分有力的辯護。
快樂與否 還看經濟
實質人均 GDP 是否有所增長，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GDP 增長會否使人民更幸福快樂？若果 GDP 所代表的物質財富及自由根本不能使人民更快樂，那麼我們的確不用太理會 GDP，但那是事實嗎？迪頓使用了一些量度各國人民幸福快樂或生活滿意度的調查結果，當中以10分為最快樂，0分為最痛苦，再以每國人民快樂程度的平均值為指數，進而分析這些指數與各國的人均實質 GDP 有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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