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政經變化和科技革命多維度融合，導致全球政經和金融生態與秩序正在進行體系化、格局化和賽道化的演變，由此形成各群體對當下和未來的各種不同心路體驗和觀點交互。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面臨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石油美元體系時代，前一階段全球化的生態和秩序轉變。前一階段的特徵是，世界分工主要由消費國（金融國和科技國）、生產國（製造國）和資源國協同構成的全球產業鏈體系循環，其中美元體系主導了全球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結算，並由此奠定了全球資本市場（包括大宗商品期貨及衍生品市場）的運行特徵，以及受美元潮汐和利率平價影響的底層國際流動性定價特徵。
港發展困難重重 因逆全球化衝突
隨着國際分工和產業科技體系的發展演變，前一階段全球化產業鏈體系分工循環的相對競爭優勢此消彼長，生產製造國的科技金融能力逐漸增強，導致全球分工循環中消費、生產、資源、科技和金融之間的相對優勢組合產生動態變化，融合着國家競爭力比較維度層面的狀況和評價，形成意義深遠的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演變。
與此同時，國家和民族正在復興的歷程中，也面臨自40年前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地緣關係，諸多大國博弈層面的複雜因素導致出現「逆全球化」的苗頭，甚至在產業分工、國際金融貿易、供應鏈合作等維度出現被干擾後的分層運行現象。
香港近年經濟發展困難重重，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上述政經秩序變化的衝擊和影響所致。香港的自由貿易港核心定位，依托大國經濟的交易需求，在上一輪全球化進程中充分發揮了通道型國際貿易和中介型國際金融角色優勢，奠定了香港迄今的發展基礎和核心競爭力。但是，這樣的定位和發展方式，卻令香港缺乏產業科技的內生性發展競爭力，以及產業資產維度的內生性資本市場投資交易保障。
一方面，香港資本市場難以避免美元潮汐下的內生交易流動性溢出；另一方面，香港經濟金融體系更容易受到全球化秩序重構期間的政治經濟衝擊，尤其是近期美元加息周期中，疊加美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科技制裁和經貿脫鈎影響。
國運級戰略 發展新機遇
然而，當大家以國家戰略角度和第四次科技革命融合維度，審視香港發展問題時，亦發現香港正在面臨新一輪全球科技產業經濟周期的歷史機遇。一方面，國家戰略明確部署實施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同步實施「共建一帶一路」、「三大全球倡議」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發展，並由此要求粵港澳大灣區在新的更高起點上實施系統性開放發展。另一方面，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數字文明時代，點燃了國家和民族復興歴程中積累的多維度發展力量，中央明確提出「數字中國」和「數字一帶一路」之建設發展戰略，以新一輪全球化開放融合發展，引領一個國運級別的戰略發展機遇。
由此，香港與大灣區一起，在系統性開放融合發展和新一輪全球化格局中，迎來了一輪確定性很強的國運級戰略藍海型的賽道發展機遇。及此，破局和開局之道在於「創」，以創新和創造，以數字科技、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簡稱「三數」）等戰略新動能，加速香港新發展模式啟動與騰飛。
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的新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國家重點強調「要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
香港與大灣區融合發展，是香港面向全球新一輪戰略發展的必由之道。「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平台，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也是區域協同發展的重大戰略和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的橋梁；帶動港澳與內地融合發展，提升大灣區整體聚集全球創新資源的能力」。 灣區辦近期也明確部署國家要求，在新的更高起點上謀劃推進大灣區建設，主動協同港澳做好謀劃和落實工作，穩步推進基礎設施「硬聯通」，不斷拓展規則機制「軟對接」，持續深化產業科技合作。
從大灣區的整體分析，香港與大灣區的重點區域和領域能否融合為一個市場一體化驅動的整合經濟體，各自發揮互補性比較優勢、實現規模效應、協作共贏，是大灣區和香港未來能否成功發展的關鍵。數字科技、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等產業發展，能有效推進大灣區其他城市和香港的商品服務流、人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流通，加速區域一體化和經濟增長率提高，並且在承載國家內循環外循環戰略融合中，形成一種新質「輻射吸收型」全球化經濟發展載體。
大灣區承接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建設發展的定位和使命，賦予香港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在港深融合的北部都會區，謀劃承接國際科技創新高地和科技金融發展使命的發展戰略。以香港和大灣區的融合發展，香港和深圳有潛力和能力同時成為全球創新、風險投資、創業融資和科技金融中心，在功能對標中這將融合數字版的美國矽谷、128號公路、波士頓大學帶、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的諸多功能為一體。更重要的是，這種科技金融功能融合發展，還有大灣區雄厚的產業制造能力和國家級全球供應鏈能力為依托和加持，這不僅可以服務於大灣區乃至全國，也可服務於整個東亞地區和沿一帶一路國家經濟合作區。
面臨着新發展格局的歴史機遇，香港應當迎勢而上，系統性謀劃和創新引領，擁抱數字科技、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重塑香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動力和科技創新基因，開啟香港以新經濟動能、新發展模式牽引新發展成就的路徑。
數字科技及數字場景應用助力香港戰略新動能
二十大以來，在「數字中國」加速建設浪潮中，大灣區和港深融合發展各領域，敏銳把握數字化轉型歴史機遇，以加快數字化建設推動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動能。
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世界各主要國家均將數字化作為優先發展的方向，積極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是當代創新最活躍、應用最廣泛、帶動力最強的科技領域，給產業發展、日常生活、社會治理帶來深刻影響。
世界各國正在把推進經濟數字化作為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動能，香港應同步加快數字化發展，有必要以「數字香港」頂層規劃，促進香港數字經濟新動能創新模式發展，結合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戰略，以「數字香港」建設加速數字科技產業集群落地，以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新動能推動香港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同時，以香港現代數字城市示範項目樣本，作為「數字一帶一路」戰略的承接和國際示範，面向一帶一路國家展示和承接現代數字城市和智能城市應用集成工程，助力國際友好國家和友好城市的數字化發展和數字經濟建設。
結合香港數字經濟加速發展戰略需求，推進國際最新一代「數字孿生城市」和「CIM時空大數據」樣板示範項目落地，以「安全為先、CIM 賦能、需求牽引、叠代發展」的理念原則，打造安全可信的新型智慧城市空間數字底板，促進城市物理空間數字化和各領域數據融合、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推動數字社會整體性建設、優化社會服務供給、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提升城市大數據安全治理能力，打造國際「數字孿生城市」和智能應用示範。
現代數字城市的「數字孿生城市」建設和新一代城市智慧應用，有利於轉變香港城市開發運營發展方式，創造數字經濟戰略增量的同時，提升城市存量的數字化升級和挖潛增效，推動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加速升級，並通過新型智慧城市建設運營集聚內生戰略新動能。
「數字香港」的頂層設計和規劃實施，將加速香港新一代數字科技、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產業集群發展，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加速香港數字經濟新動能新模式發展。同時，數字科技產業的集群式發展，將促進引入及建設現代數字城市大數據運營產業網，為香港及國際合作國家現代數字城市項目建設和數字化運營，提供體系化的頂層設計和運營保障，助力香港政府及國際合作國家政府高維度和多維度發展數字經濟，構建「數據數字要素化、數字要素資產化、數字資產證券化」的數字經濟發展閉環。
以數字經濟戰略啟動香港新發展模式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