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凌晨，我突然感到床舖輕微震動，朦朧中揉了揉眼，疑幻疑真。唉，難道人到中年，幻象頻生？迷糊之間，倒頭睡去。
清晨醒後一看手機，才得知距離香港約200公里的廣東河源市發生4.5級地震，餘波影響香港，雖然如此輕微，但最多市民反映及關心的是：「做咩唔發緊急警報？」
緊急？警報？
我不禁想起蒲松齡的一篇文章──〈地震〉。該文記載了康熙七年（1668年）發生於山東郯城的8.5級大地震，當時情景是這樣的：
「見樓閣房舍，仆而復起；牆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
「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雞鳴犬吠滿城中」；
「棲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康熙七年」這4個字很沉重。因為康熙大帝在位61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多自然災害的時代，地震尤其頻繁，以京師大地震最為慘重。康熙致力救災，更下「罪己詔」，在病逝前一年，還親自撰寫了〈地震〉一文，分析地震成因，予後世參考。
我們也不妨再看看中國歷史上部分地震記錄。
作為21世紀的香港人，我們不妨多些參考中國災難史，或觀看電影《唐山大地震》，可減少下次餘震時的過度反應。
中國與地震
是的，中國本就是個天災頻繁的國家，其地震頻率佔全球三分一，死亡人數佔全球一半以上。最高頻率的地震區是青藏高原，然後就是華北地區，包括河北、河南、陝西和安徽等地，造成生靈塗炭的唐山大地震即發生於此地震區。
而愈是往南，地震的機會愈低。作為南方大省，廣東也有不少地震，在空間分布上，多集中於瓊雷、粵中、潮汕三大凹陷地帶。
而香港位處歐亞板塊之內，遠離板塊邊緣600公里，發生地震的機會極低，也從未引起任何傷亡。最嚴重的記錄是1918年的汕頭7級地震，令香港少數建築物的牆壁出現輕微損壞，這是唯一引起損壞的記錄。
寫到此處，我不禁想起近代史家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書中對大禹治水着墨甚深。這是因為救災防治必然涉及全盤規劃，實乃經國治世的大業，災難和治理也成了民族記憶和憂患意識的重要源頭。
如此説來，偏於一隅的香港可真是得天獨厚，既沒有地理上的自然天災，也免了文化上的憂患意識，頗具獨善其身，可以真空發展的意味，倒是中國版圖上的特例。
地理環境與文化底蘊
如此看似舒坦自在，更可事不關己，隔岸觀災。但稍作思考，便知不妥，更有隱憂。為何？因為陰陽辯證，禍福相依，人如果過於安逸，缺乏後顧之憂，且視野狹隘單調，那麽就難以發揮潛能，敏感度也會降低，甚至會漸失某些能力，這和醫學上的廢用性萎縮，道理並無二致。
本地人視為第二故鄉的日本，就是正面例子。頻繁的自然災害，朝不保夕，如此形成日本人的危機心理。但也因如此，日本人既懂得生產舉世無雙的防災設施，更在文化上醖釀出「物哀」美學觀念，影響深遠。
我們常見的四季變化也蘊含類似道理。雷競璇教授在留學回憶《窮風流》中，有一篇〈巴黎的梧桐樹和時光〉，觀察透徹，意味深長。
他早年留學法蘭西，居於巴黎，此地四季分明，梧桐樹葉之顔色枯榮也隨着季節轉變。雷先生認為如斯景觀令人相當敏感，「察覺到時間不停地過去，也影響到人們的時間觀念」，感悟到「生命中在逐漸耗損中終有窮盡的一天」，也「更具動力去做些什麼」，歷史上的燦爛文化，也因此醖釀而生。
相比起來，「在熱帶地方的非洲和南美諸民族，在文明的發展上都落在後頭，這大概和時間的觀念有若干關係。」
他後來回港生活，感到此地「四季皆綠」，變化甚少，「雖然香港人並不因此像非洲人那樣慢條斯理，悠閒度日，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這裏欠缺了一些可以觸動人底感情的景觀，欠缺了一些深沉的動力。」
何為「觸動人底感情的景觀」？我認為既有四季變化，也該有自然災害，兩者均能觸碰到人底情感；至於「深沉的動力」，則來自對文化的敏感度及植根於歷史的憂患意識。
很可惜，這兩樣元素在本地是先天缺乏，後天更是不足。
特殊的香港，獨特的後果
香港確是中國版圖上的特殊例子。在地理上，這個四季並不分明的地區得天獨厚，既無自然災害，也因背靠大陸，面向大洋，成就了得天獨厚的商業之都；且因國際政局，能夠遠離内地發展進程中的摸索和陣痛，在短短的時間裏，躍升為「亞洲四小龍」。
正因如此，我們既無天災憂患，社會也無多少折騰，更無需歷史認知，如此自由安逸，也符合小島視野。但也因如此，自由卻無根的本地文化，很容易演變成以「模擬、附和、盲目崇拜，隨波逐流」為特色的「雜取文化」（古兆申語）；本地群體也很容易成為著名文化人包錯石所說的「原子式自我」，一切從「我」出發。
這方面本地中產階級最為典型。根據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中的分析，嬰兒潮的一代人（1946至1964年），生得逢時，碰上本地經濟騰飛，成功上位。他們相信自己所得乃憑個人實力（苦幹、聰明、醒目、變通），而不是社會結構或國際局勢所造就的成果。
既然如此，他們最大的「憂患意識」就是能否保有現有利益和優勢，以及所謂的自由空間。這從他們孜孜不倦、不惜代價的為兒女謀取資源的教育競爭中，體現得淋漓精緻。如此風氣及心態，也必然影響下一代。
故此，「我」成了本地時空觀念上的唯一坐標，且缺乏文化根底和歷史參照，一旦遇上變化和衝擊，很容易反應過度，甚至會出現錯亂和失序的現象。
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3年前的社會事件中，本地傳媒和文宣的用詞無比嚴重，慘痛絕倫，例如「民不聊生、生靈塗炭、水深火熱、慘絕人寰、白色恐怖」，這些字詞，猶如瘟疫一般，彌漫此地，字面上的痛苦，遠超世界級的9級大地震。
一個四季雷同，既無自然災害，生活相對穩定，又乏實質慘劇的社會，為何出現如此現象？3年過後，政治狂熱應已淡化，我們該可以冷靜想想。
更值得探討的是，那些令我們自以為傲的地理「條件」和社會「優勢」，究竟給了我們什麼？又令我們失去了什麼？我們本身具備了什麼？又欠缺了什麼？
這是這場輕微餘震所帶給我的感慨和聯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