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很龐大的計算工作，因涉及的數據數量巨大也。但量度到「跨代彈性」又絕非研究的終點站，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什麼因素在影響。不同地區或不同人等的「跨代彈性」或跨代流動性。這當中涉及好幾個因素，其中之一叫「大亨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
此曲線近年大大有名，原因是2012年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古魯格（Alan Krueger）在一演說中提到，其原創人是哥拉克（Miles Corak），名字則由另一經濟學家受小說及電影《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所啟發，小說中這位在長島上流社會社交圈中呼風喚雨的大亨本是寂寂無名的小子，「曲線」取名是看中了此位小子往上流動的能耐。
這條「大亨曲線」顯示了什麼？哥拉克找來20多個國家的「跨代彈性」及量度收入分布是否平均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也稱「堅尼系數」）發現它們呈正面關係。換言之，收入分布愈不平均，跨代的流動性便愈差，窮爸爸的子女更不易有高收入。在哥拉克的數據中，丹麥的「基尼系數」最低，「跨代彈性」也最低；巴西、中國、美國等大國則二者皆高。
哈佛的孟橋（Greg Mankiw）曾指出，原來版本的「大亨曲線」把人口背景單一的丹麥（及其他小國）與人口背景多元化的大國各自視作為可作等量齊觀的量度單位，在統計上有技術上的誤導性。這批評正確，但切蒂的團隊改用了美國境內數量眾多的小區作為單位，部分地避開哥拉克所犯錯誤，但這團隊同樣也發現了社區的收入愈不均，其跨代流動性便愈不濟。
要增強跨代流動，似乎便先要使收入分布變得更均勻。不過，後者在政策上可能更艱巨，不易做得到。但切蒂等人卻也發現，跨代流動性的高低是很地區性的，有些地區情況不錯，有些則乏善可陳，例如，在擁有較佳小學的社區，或是組織良好、網絡成熟、居民參與性強的社區，跨代流動性便較好；族群隔離森嚴，大家互不理睬的社區，流動性便較差；單親家庭多，離婚人士多的社區，跨代往上流動性也較低。
搞好小學 意義重大
上述的部分結果，有政策的切入點，例如搞好小學的質素，意義重大，鞏固社區組織，也可增加社會流動，打破族群之間的隔閡，也是大大有益，這些都是政府有能力改善的。但這些結果根據美國經驗而來，是否也適用於香港？經濟學的理論是跨文化跨地區的，我有信心切蒂等人的結論對香港同樣有參考價值，但要證明此點，卻是缺不了用香港的數據去仔細求證。
因缺乏高質量的數據，這方面的研究很受限制。三年前，我有四位學生在我開的「香港經濟」一科中交來的論文作業卻有不錯的結果【註】。他們把2001、2006與2011年三次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找來，並發現年輕人多半仍與父母同住。2011年90.18%的19歲年輕人，49.15%的29歲年輕人都住在父母家中，如此一來，在人口普查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便因都住在同一家中而被顯露出來。
他們用迴歸分析法發現，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對子女接受教育的年份長度都有顯著的影響，但這影響似乎愈來愈低，2011年的影響力及不上2001年的影響力。子女受教育多一點，據其他的證據顯示，其收入會有所提升，但我們是否可肯定，跨代流動性已經愈來愈高？我看尚未可對香港作此結論，原因是近年香港的學額比前大增，但學習質量卻不一定與學額的增加相匹配，今天多讀一兩年書，不見得比十多年前更有見識或生產力。
不過，這四位學生算是開了個頭，在歷屆人口普查的數據中找到方法去探討跨代流動性的實情。若要得到更多有政策參考價值的定量結果，還待進一步的研究。
【註】這4位學生是 Kelvin C K Auyeung、Anthony C C Kwan、Justin H Leung和 Jim W S Yeung。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wikicommons/C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