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封面圖片為18世紀的美國學校招生廣告，呈現了教育與社會上流的關係。）
過去五六年間，我斷斷續續的寫過一系列有關香港收入分布及社會流動性的文章，現在看來，這些文章的結論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沒有修改的必要。這不奇怪，因為它們都是基於對實際數據的分析。不過，上述的文章與其結論，主要從宏觀經濟看問題，若我們能更多依靠個別人與家庭的微觀數據找尋真相，結果可更深入及豐富一些，對扶貧委員會或其他部門制訂政策也許更有幫助。
未談到新的分析方向前，先總結幾點我們已知事實，以作本文的起點。從1993至2013年，香港人均實質 GDP（已扣起通脹）總共上升了66%，但20至24歲年輕人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只上升了6.7%，又因能入讀大專院校的人口比例大增，學生質素較前參差，有大專學歷的20至24歲年輕人在同一時段實質收入的中位數竟下跌了17.5%。這些變化，又都比不上其他年齡群遠遠高得多的收入增幅。
流動障礙 非港獨有
不過，這些都並無意味香港沒有社會流動性。1993年20至24歲的工作人口，到了2003年便是30至34歲了，在這十年內，他們實質收入的中位數上升了69.5%；同樣地，2003年20至24歲的年輕人，到了2013年時，實質收入的中位數也上升了66.3%左右，反映年輕人若積累到工作經驗，收入也可有可觀的增幅，過去是這樣，近十年差別也是不大。我過去用歷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也證明了社會的往上流動一直都存在，但因近年經濟增長放緩，流動性也同時減慢。
在一個流動性很高的宏觀社會中，我們對誰能更快上流、誰會慢一點，興趣或許不會太大，只要知道人人都有充分的機會便可。但平均的流動性若減慢了，情況便不一樣，有些人仍然可以向上流動，有些人卻變得毫無機會，一輩子都原地踏步，鬱鬱不得志。那麼，什麼條件或家庭背景能使到某些人更能往上流動，什麼條件會造成障礙，便變得十分重要，政府制訂政策也要注意這些條件。
此種問題並非香港獨有。社會流動性減速似乎在世界不少經濟體中都有出現，我們可先參考別人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再回過頭來探討香港的情況。
這裏有一個很突出的概念，是跨代流動是否暢通。假若世界的實況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出身貧寒的子弟根本不可能在社會階梯上移動半步，那麼這個社會便變得僵化，十分無趣， 人民怨憤之情不斷出現。
跨代流動性如何量度？經濟學中有一量度方法，叫「跨代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IGE），它是指父輩平均收入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子女的收入可上升多少個百分點。「跨代彈性」愈高，意味父輩收入對子女的收入影響愈大，窮爸爸（說成是窮媽媽也無不可）的子女較難有高收入，社會流動性愈差勁。
這是個簡單的概念，但估算「跨代彈性」的數據卻難求。各國的統計局一般都不易搜集到父輩收入和子女長大成人後的收入。若用追蹤家庭收入的方法，把一些家庭各成員過去二三十年來的收入都記錄起來，不易有足夠大的樣本。不過，有時統計部門或稅局會無心插柳，它們的數據也有可能讓我們掌握到同一家庭但不同世代的收入數據。
跨代彈性 並非終點
去年哈佛有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切蒂（Raj Chetty，今年已轉到史丹福）與加州大學的薩依茲（Emmanuel Saez，二人都曾得克拉克獎章），與其他合作者取得美國稅局從1996至2012年涉及4000萬人的報稅紀錄，這些納稅人的真實身份已被化走，不愁私隱外洩。美國人報稅時，若要減稅，便須填上子女的姓名及終身不變的身份證號碼，這樣我們便可確知誰是誰的子女。
切蒂首先把2011及2013年年紀在30歲左右的人的收入記錄下來，再找出在1996至2000年期間（亦即他們只是15至20歲時）他們父母的收入，這樣便可把今天30歲左右的成年人收入配搭上他們在少年時代正在成長時其父母的收入，再根據這些數據估算出美國的「跨代彈性」大約為0.45左右，即父母收入每高1個百分點，子女收入平均會上升0.45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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