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貴族休閒」到「大眾休閒」時代的到來
當下中國，有兩個值得仔細琢磨的好詞，一是「休閒時代」，一是「書香社會」。前者是現象描述，後者是理想表達，二者不能等量齊觀，但若因緣湊合，也不無結盟的可能性。
「休閒」自古就有，且頗受哲人的關注。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便將「休閒」看作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人們以戰爭求和平，以勞動求休閒。」至於中國人，更是在創造及享受「休閒」方面有特殊稟賦，以至上世紀30年代林語堂用英文撰寫暢銷書《吾國吾民》和《生活的藝術》，專門用道家哲學以及明清文人的生活趣味，來針砭美國人之不懂得生活。
可惜那個「偉大的悠閒者——中國人」，雖有文獻依據，卻只屬於特定時代的貴族、智者與文人。
這是因為，選擇休閒有三個前提條件：第一，生活有着落，不用為衣食住行擔憂；第二，可隨時中斷繁重的體力或腦力勞動，獲得足夠的閒暇時間；第三，有能力也有願望擺脫慣性，尋求新的生活體驗。
若這麼定義，則「讓多數人能夠擺脫勞苦工作而擁有自有時間的大眾休閒（massleisure）萌芽於二十世紀，即那些能增加生產力並縮短人們必須工作時間的各項科技發明後」（參見 Gene Bammel & LeiLane Burrus-Bammel著，塗淑芳譯《休閒與人類行為》第8頁、11頁，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6年）。那是西方人樂觀的說法，在中國，「大眾休閒」時代的來臨，是最近20、30年的事。
「有閒」就是罪名的往昔
影響休閒的因素很多，如社會發展水平、經濟能力、受教育程度，還有社會思潮等。20世紀中國，大部分時間或兵荒馬亂，或社會動蕩，或物質匱乏，談「大眾休閒」未免過於奢侈。另外，還有意識形態的羈絆——在「勞動光榮」的口號下，「休閒」的身影顯得很詭異，也很可疑。
我在《讀書的「風景」與「愛美的」學問》（《光明日報》2009年8月20日）中，談及魯迅1932年刊行《三閒集》，是在反擊成仿吾對他「有閒」的指責；另外，「以『三閒』名『書屋』，對於那些以無產階級名義『壟斷革命』的人來說，絕對是個很大的諷刺。」其實，「有閒」等於「有錢」等於「有罪」這樣的荒謬推論，對我們這代人來說並不十分陌生。記得「文革」期間，為了防止修正主義，我曾經春節不休息，跑到養豬場去撿拾豬糞、打掃豬圈，借此改造讀書人的「臭毛病」。
隨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愈來愈少的人在第一線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且勞動者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也在逐漸減少。換句話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閒暇時間愈來愈多。而將「休閒」當作一個好詞，且落實為國家政策，惠及普通百姓，確實是不久前的事。
政府官員稱，我們的公共假期有115天，已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很多人吐槽，說這不可能，自己並沒有那麼多閒暇時間。其實是這麼算的，一年52周，每周兩天休息，共104天，外加11天公共假期，合起來不就是115天嗎？至於你是否經常加班，或如何落實帶薪休假，那是另一個話題。
休閒不等於旅遊
百姓「有閒」做什麼，最好是出去旅遊；因為，那樣可以成就另一個產業，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兩年前，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民旅遊休閒綱要（2013—2020年）》，力圖建立「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現代國民旅遊休閒體系」。那是國家旅遊局牽頭做的方案，主要着眼點是發展旅遊業——這既是民生，也是商機，更是產業轉型的好時刻，政府當然願意做。
但「旅遊休閒」合稱，很容易造成誤解，以為「休閒」就是「旅遊」——在實際生活中，確有很多人是這麼想的。
休閒需要時間，需要金錢，需要學識，但更需要好的心境。「忙得要死」或「閒得發慌」，都不好；拼命勞作賺錢，然後拼命旅遊消費，也並非理想狀態。休閒不一定非遠行不可，也不一定花很多錢，關鍵是「怡情養性」——若能修養得不慌不忙、不驕不餒、不卑不亢、不慍不火，那便是很好的生活節奏。比起打高爾夫球來，讀書聽音樂看畫展，很可能更容易獲得此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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