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曾經探討過筆者對「生涯規劃」的存疑，主要是4個角度。未來的社會，一定愈來愈碎片化、莫測、不穩定，個人面臨的工作性質、機構、形式也是充滿不確定性，要學生在青少年時期就確定和瞄準固定的職業或者事業方向，是給了他們一個不真實的未來，也是做了不切實際的願景與「規劃」。
規劃的原意，首先是確定固定的目標，從時間、資源、條件、環境種種方面，設計好前路，務求達到原定的目標。面對愈來愈複雜而難以預測的未來，這種思想範式就難以奏效。此其一。
要為未來做準備，就要準備面對許多無法預期的變化與挑戰，也就是要具備應變的能力，不避險阻的心態，百折不撓的毅力。要立志，也許就是培養和鍛煉這樣的心志。這又包括：
（一）「執生」。不刻意準備進入任何固定的職業，而是作了最大的彈性準備，有信心隨便到了什麼崗位，都可以大展拳腳。
（二）「心儀」。追尋一時心儀某種行業（如建築、法律、醫護）或者事業（例如國際救援、宗教傳播、扶貧助弱），但又準備不斷會有變異。
（三）「追夢」。從小養成的「志趣」例如音樂、美術、體育，一心追夢，但又要準備面對曲折的道路，甚至必要時改變初衷。
關鍵是不要讓學生在職業前途上兜圈子，而是不管目前有什麼心理準備，都能面對多元莫測的前途。核心是希望他們懂得在變幻之中過有意義的一生。此其二。
更大的考慮，學生在求學時期，他們對社會的認識還在不斷增長。他們對各種行業和事業的觀感也許還處於不斷觀察的階段。這些認識和觀察隨時還會變；再加上社會、行業、事業本身也處於急劇的變化，很難要求學生對未來的社會、行業、事業有成熟的結論。
擇業導向：個人志趣 還是 社會回報
而現在很多的職業指導，需要通過種種量化的、質性的工具，認識自己的「特徵」，從而配對探索自己未來的職業前途。這裏面含有兩個假定。一是假定每個個人都有一些先天素質，而這些素質是決定性的、不會改變的。因此要根據這些素質去探索自己的前途。筆者認為，這個假定難以作為教育的根據。環觀周圍的人，在一生中，興趣、性格、態度發生巨大變化的，大有人在。
二是假定個人是決定前途的中心，認為世界上總有符合自己特點的行業或者事業。香港職業輔導的前輩范浩泉也是筆者碩士同學，他的論文（1983，港大）就是比較兩種擇業取向──以個人志趣為導向，還是以社會回報為導向。
他的觀察，西方社會大都以個人志趣為導向，而華人社會則以社會回報（包括收入、名譽、地位）為導向。他移居渥太華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博士論文（1991），更以大量數據，發現了東京、上海、香港三地的擇業導向，雖然各有特點，但是不離上述與西方的差別。
工作前途：可望可即 還是 靈活應變
這又可以歸納到傳統心理學認定的「內在驅動」與「外在驅動」的差別，而不知不覺地以「內在驅動」為框架。而前文曾經提過，筆者的前任John Biggs，運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數據，推翻了他自己以往堅信的假定，認為內在驅動並非唯一的有效動機。反正近年西方提倡的擇業靈活性（flexibility）、適應性（adaptability），認為是現代就業能力（employability）的關鍵。就在不覺察之中，也有點離開了「個人志趣」的導向。此其三。
上述范浩泉的博士論文，也把擇業的導向，聯繫到教育的目的。他的敍述：東京、上海、香港的學生，因此以考試、成績、升學作為勤奮努力的動力。因此，重視教育、等級觀念、競爭心態，幾方面合在一起，對學生產生了巨大的壓力。這也符合國際上學生成就比較PISA的發現：東亞這些社會，知識學習很有成就，為全球之冠，但是學生不愉快、對學習興趣不大、考試憂慮很高等等。
筆者在前文提過，工業社會的「職業前途」（career path）是一種「可望可即」的觀念──明確的目標，清晰的步級，拾級而上，參與競爭，步步高升，就能達到目標。很多人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形成了一種社會文化。但是這種「可望可即」的觀念並不是「生涯」的開始。
在工業社會，教育的形態也是「可望可即」，學校體系安排了清晰的上升途徑，只須用心參與競爭，就能取勝，達到目標。筆者曾經多次解讀這是古代科舉考試的延續，不過剛好也配合了工業社會勞動力分類分等的需要。成績、學歷、升學，形成了一條堅實的「前途鏈」，牢不可破。
但是到了目前愈來愈清晰的「後工業社會」，當「可望可即」的前途逐漸消亡：「望」──目標已經難以預見；「即」──更沒有保證達到目標的途徑。我們若仍然告訴我們的學生：「為自己鋪好路，努力一直走下去，就能達到你的夢想！」真的是如此嗎？真的為學生指出了光明大道？若非如此，我們豈非誤導了他們，雖則我們無意欺騙他們。此其四。
學生前途：豁達心態 還是 計算前路
教育的社會文化就是如此。幼稚園，學生家長的期望往往聚焦在升上心儀的小學。至於在幼稚園學了什麼？是否達到幼兒入學的目的，甚少有人過問。然後升中學、升大學，大概都是如此。
最近有機會接觸到一所頗有歷史的學校，老師非常關心學生，溢於言表。老師介紹：自從成為直資學校以後，家長的成份有了改變；經濟比較寬裕的，或者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多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學生對家長的依賴重了。家長很着意為學生安排前程，什麼時候轉到外國，打算升什麼大學，學生都覺得有父母的安排，不是學生自己需要考慮的。因此，要對學生進行有關前途的教育，有點困難。
最近又有朋友傳來一份材料，把家長對兒女的態度，簡單分為「木匠」與「園丁」。比木匠更貼切的比喻是「雕塑家」，要親身動手塑造兒女的前途；園丁則是提供土壤、水份、養料，讓兒女健康成長。這是不錯的比喻，遠勝筆者常常勸告家長的「Let go!」（「放手」），因為有正面的行動形態可循。
按此比喻，木匠與園丁之間還可以有「工程師」，設計好生產程序，機器系統就會製出目標產品。不過，園丁仍然是目標的制定者，「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還是園丁決定的目標；園丁手下的植物，有生長的自由，卻沒有長出什麼的自由。也可以是建築師，只負責繪製藍圖，兒女要如何走，無法控制。
有一次在蒙古，他們說，「我們是遊牧民族，把羊群放到最肥沃的草場，就是我們的責任」，羊隻的肥與瘦，那要看他們自己的努力。家長也可以當牧羊人。木匠──工程師──園丁──建築師──牧羊人──放手，親愛的家長，你願意扮演哪種角色？這些，對教師來說，不也是很好的參考嗎？
有朋友又問，學生在求學階段，不考慮未來的前途，有什麼不好？筆者為之語塞。教師、學校、教育要為學生的前途着想，那是使命與責任。的確，是否需要學生天天去考慮自己的前途？他們就不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這寶貴的青春歲月？
但是，學生又非常需要了解社會的發展，他們需要探索社會的未來。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學習過程。他們心中有了社會的大圖像（big picture），豁達地洞悉未來，也許就不愁不知道將來如何自處。相反，要他們天天糾纏於自己個人的志趣，營營役役於為自己打算，看不到大環境，他們的「生涯規劃」又會有多少現實價值？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