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讀者可參照閱讀徐家健兩文，即回應本文的〈而我不知道年輕人生產力是升是降〉，及早前的〈經濟學看大學生薪酬貶值〉。
上周拙作〈「絕望」的香港與衝擊校委會事件〉刊出後，就 Wisenews 所見，竟有十份報章報道，我大感意外。網上媒體中，有人把我視作混蛋，有人則恍若把我當作聖人，這倒不值得訝異。五年多前，我寫過一些社會如何走向兩極化的文章。上述現象正是分化社會的必然後果。評論人若尚未練成寵辱不驚的能耐，便要加一把勁了。
拙作一個要點，是解釋近年年輕人生產力下降現象。媒體報道中，這被忽略了，但總算有著名的有識之士發來電郵討論。這其實影響香港是否仍有希望，不可等閒視之，剛巧「新世紀論壇」與「新青年論壇」於7月27日也發布了研究報告，指出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從1993年至2013年，在扣除通脹後，有明顯的下降趨勢。這也引起了對社會有很高敏感度的「經濟3.0」的朋友及《明報》陸振球的注意，各自發表己見。
薪酬下降 三個解釋
我對重要經濟社會問題的分析，從來建基於證據。有時太多數據，讀者會不耐煩，但這卻是必須的；我寫文章，旨在找尋及說出真相，它能否取悅大眾，不在考慮之列。我對年輕人生產力問題，早已做過研究，也是用1993至2013年的數據，但分析對象是年輕人，不只是大學畢業生。正因重點不同，正好補充兩個「新論壇」報告所解釋不到的現象。
兩個「新論壇」報告最重要的結果，是1993年20至24歲有大學學歷（其實應是指大專學歷）的勞工收入中位數是13,158元（以2009至2010年物價計算），但此中位數連年下降，到2013年，以同一購買力計算，已跌至10,860元，幅度不可謂不大。
報告另外一些數據，也很有用。20年間，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人口增加了699,600人，從事低技術職位、又擁有大學學歷的人數，則從18,100人上升至131,600人。這些數據顯示，大學學位已經「平民化」，讀過大學，不再高人一等。然而我們最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年輕大學畢業生，薪酬不及從前？經濟學課本告訴我們，在競爭性的市場中，薪酬等於勞動邊際生產力的價值，因此薪酬下降可視為等同邊際生產力下降。又因為所用的數據橫跨20年，中短線的市場波動，對數據並無重大影響。
我相信，有三個原因值得我們推敲：
第一個是大學畢業生愈來愈多，正如上面提到，20年間增加近70萬人，壓低了薪酬有何奇怪？
第二個可能，是畢業生平均質素愈來愈低，薪酬也水降船低。平均質素低，因為大學學額增加了，大學生不再只有精英，而是良莠不齊。
第三個解釋，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下，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國的勞動力及人才，也加入世界市場，參與生產遠銷全球各地的商品，或提供各國所需服務。有了新競爭，薪酬不受影響才怪。以中國為例，1997年能進入高等院校的新生是95萬人，但近年已達700萬人，等於歐美的總和，國際勞工市場當然會起深刻的變化。
學歷愈高 收入愈高
分析上述三個解釋之前，先指出另一個解釋肯定不正確：教育無用，知識不值錢。大半個世紀前閔沙（Jacob Mincer）曾寫下一道「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從此成千上萬、世界各地的學者，便用上不同的數據與假設，利用這函數估算收入與教育及工作經驗的關係。結果都非常清楚，教育對入息有極強的提升作用。
我也多次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去估算香港「入息函數」，有超過99.9%的把握，確定教育能推高收入。舉個例子，按2011年的數據，在工作經驗年數相同的條件下，讀過16年書的人，比讀過12年的，平均收入高出約98%至103%。我們怎可說大學教育無助生產力？
上文三個解釋，我認為都很有道理，都很可能對勞工市場起作用，但它們不是事實的全部，我們還要仔細分析一下。
我曾用統計處向我提供的綜合住戶調查數據，研究年輕人的薪酬（不只是大學生）。香港因生育率低企，年輕人口絕無像大學畢業生般大幅增加，反而逐步下降。按2013年物價計算，1993年只有20至24歲的年輕人中，薪酬中位數有9,843元。此數值一直踟躕不前，到了2008年更跌至9,415元，直至2013年因經濟回旺，才升至10,500元。在年輕人沒有如大學畢業生般大幅加增的條件下，20年這麼久的時間內，薪酬仍然停滯，可見勞動力增加這一解釋，作用不大。
上述第二個解釋也頗有問題。沒錯，大學是較以前更易升讀，所以能力不是很高的人也可大學畢業。然而我用的數據，並非大學畢業生的數據，而是整個20至24歲的年輕人口，有念過或沒有念過大學的，都包括在內，不存在大學生質素較以前參差的問題。反而近年年輕人口中，因更多人受過高等教育，平均而言，生產力理應更高。事實卻非如此，他們薪酬停滯，增幅遠比不上別的年齡群組。
第三個有關全球化的解釋，我十分同意，多年來我也抱此觀點，但今天看來，它雖正確，卻不完備。若港人薪酬受到內地、印度等新興國家外部競爭壓力而下降，其影響應該是全面的，即不同年齡群組的人也會受到相近影響。
不過，1993年，20至24歲工作人口的收入中位數，與全部工作人口收入的中位數相比，是後者的86.7%。到了2008年，已跌到66.7%。就算到了2013年，仍只是72.4%，未能回復到1993年的水平。由此可知，年輕人收入愈來愈跑輸給較年長的人。這很難歸咎於外來因素，答案要從自己身上找起。
這會不會是世代之爭？——年紀大的一群人佔據要職，刻意壓榨或歧視年輕人。這解釋十分牽強。香港勞動市場競爭性很大，年輕人轉工有如吃生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社會流動性不低。1993年20至24歲的工作人口，薪酬中位數是9,843元（2013年物價計算），10年後，即他們30至34歲時，實質薪酬中位數上升了69.5%。2003年20至24歲的群組，社會流動性不比他們的前輩差；在其後10年間，到他們30至34歲時，實質薪酬中位數也從9,624元上升了66.3%，達到16,000元。這麼高的流動性，我們很難將其與世代打壓連在一起，卻可證明工作年期的長短，對收入影響頗大。
創新精神 用錯地方
那麼，有什麼我們忽略了的因素，可以解釋大學畢業生起薪點不停下滑，而整體年輕人口的薪酬中位數，也停滯了呢？這裏我們要先了解年輕人的優勢與缺點。年輕人的長處，是敢於嘗試新事物，較能接受新思維及創新，部分人肯拚搏；缺點是經驗不足。80年代與90年代，因生育率下降，很多父母都只有一個小孩，他們長大過程中，容易因受過分照顧，而不善於掌握團隊精神；事事自我中心，不知世界之大。僱主眼中，他們甚為缺乏軟性技能。
我年前當科大商學院本科生主要負責人期間，發現他們的軟性技能有問題， 便大力爭取資源，設立不同計劃補其不足。據一國際排名顯示，科大畢業生的聘用價值，全球排名高企第16，或許與我的同事在這些計劃中的努力貢獻有關。敢嘗新，才能適應市場變化，創造新的意念。這些方面，近年香港年輕人做得好的並不多見。有位外國通訊社的記者曾疑惑地問我，香港經濟日漸依靠內地經濟，不可避免，但不少年輕人卻對內地愈加排斥，這會帶來什麼局面？
這位記者的觀察是對的。年輕人不用心思考如何在發展最快的市場中找尋商機，如何能夠創業？這與80、90年代，大量港人中小企業家懂得善用機會到內地創業，顯然不同。今天的創業環境與從前相比，已有變化，但內地不少年輕人卻仍成功創造新科技與新事業，把港人比下去了。我校一位畢業生，在深圳創立生產無人飛機，殺入世界市場，正說明機會存在，問題是年輕人肯不肯把精力用上。
上周我在拙文中，提到一類活動，對己有利，卻對社會生產毫無幫助。倘若年輕人選錯戰場，把精力與創意都放在無用的地方，那麼社會不但不會得益，他們的創意也會浪費掉。陳繁昌校長說過舉黃傘的學生有創意（據在場同事所說，他是被斷章取義）。我不認同這些學生的做法，但不否定他們部分人有創意。就算在「鳩嗚」此種惹人生、厭破壞社會的活動中，我們也不用否認其行動稍有創意。然而這種創意是無用的，把精力消耗在破壞上，生產上的創意便易絕跡。生產力下降，市場對此自有回應；薪酬停滯，自然得很。
香港部分年輕人，近年沒有好好利用他們兩大長處，即對世界的適應力及創新精神，我相信是他們生產力停滯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若不面對此問題，將來的前景也好不到哪裏去。政治上腦，不事生產，遺禍頗深。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