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不同的人見面，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問道：「你怎麼看香港？香港會不會好過來？」這問題令人有點哭笑不得。首先，這表示很多人的心態還停留在2019 、2020年，認為事情一頭半個月便會出現變化，可以一夜變天。話說回來，拜登也才剛上任半年而已，世事又豈會變得那麼快？
再者，就算中央改變對港政策也好，香港已經不可能恢復原狀──要回到從前更是不可能。目前繼續留下來的人，須先消除這種幻想與一蹴而就的心態，並代之以長賽局（long game），甚至無限賽局（infinite game）的心態。
Play the Long Game
所謂「無限賽局」，就是相對於有已知玩家、固定規則、商定目標、已知期限，視利潤或勝利為最高原則的「有限賽局」（finite game）──特別在商業和政治領域，絕大多數賽局實際上是無限賽局，而非有限賽局，故此我們從不會說「贏得」全球政治，也沒有「贏得」商業這回事。
在斯湼克（Simon Sinek）的The Infinite Game一書中，他帶出了一個事例：越戰結束數十年後，在戰爭期間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有機會會見1960至1975年間在北越外交部擔任美國問題首席專家的阮基石。
麥納馬拉對美國誤解敵人的嚴重程度感到震驚──麥納馬拉回憶阮基石這樣責罵他：「你一定沒有讀過歷史書，如果你有讀過的話，你就知道我們不是中國人或俄國人的棋子走卒……你不明白我們已經和中國人打了1000年嗎？」──北越就是以無限賽局的心態來進行越戰，反之美國誤以為越戰是個有限賽局，只是一場跟中國和蘇聯的代理人戰爭，錯判了整場戰爭的性質，焉能不敗？部分港人與北京就是同樣以有限賽局的心態來面對無限賽局，令香港淪為了北京的出氣袋，以及中美關係中美國的「自助提款機」。
戰國時代韓國的經歷
要了解香港的景况，戰國時代的韓國是個很好的參考：戰國後期秦國迅速擴張，國土在七國之中最小的韓國，成了秦國和山東六國中其他國家爭霸的緩衝地，苟延殘喘。前262年，秦國大舉進攻韓國上黨，上黨不願被秦佔有，降於趙國，引發了著名的長平之戰。
秦國雖然強大，卻一直無法產出自己的人才和思想，而韓國很大程度填補了戰國後期秦國在該方面的真空：戰國末年，韓國聽說秦王嬴政喜歡大興土木，就想以此消耗秦國國力，使它無法向東用兵，便讓水利工程師鄭國游說秦王，讓秦國築渠300餘里。
工程進行途中，鄭國的陰謀被發覺，嬴政打算殺掉鄭國。鄭國指自己雖為韓國做細作而來，但建渠不會為韓國延續多少國祚，卻會為秦國建立萬世功業。秦王最終命令鄭國繼續把渠修成。渠成後，從此關中成為沃野，為秦吞併六國打下堅實基礎，渠也因而被命名為鄭國渠。
在思想方面，出身韓國宗室的韓非，集法家思想的大成，其著作流傳到秦國後，嬴政相當欣賞他所闡述的治國思想，曾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並以戰爭作要脅，逼韓王交出韓非。韓非受到嬴政賞識，最後卻遭李斯害死。
無論在經濟面和思想面，韓國對戰國後期的秦國均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以至貢獻。鄭國渠為秦吞併六國提供經濟基礎，而韓非的法家思想則成為了秦王治國的指導思想。可是當統一天下的條件成熟時，韓國卻是六國中第一個被秦所滅的國家。
從匹夫之勇到圯上敬履受書
韓國滅亡後，前韓國貴族在故都新鄭發動抗秦起義，被秦鎮壓，被虜的韓王安受到牽連而被處死。秦滅六國後，曾是韓國貴族、祖上五代都擔任宰相的張良亦打算復仇，於是散盡家財，招募死士，策劃在博浪沙狙擊秦始皇，卻誤中副車，行刺失敗，張良只好隱姓埋名躲避通緝。
儘管張良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反抗秦朝的適當辦法和手段，只是依仗匹夫之勇，冒險犯難，以求一逞，但對比今天港人的遭遇和處境，對於張良當時的心態，也不是完全無法理解，目前許多港人的壓抑與鬱結亦有類似的地方。
對於張良如何面對這困境和心結，太史公司馬遷所給予的歷史敘述，居然是介乎武俠小說與神話故事之間的「圯上敬履」的故事！令人百思不解。實際上，如不解釋張良的思想轉變，大漢400年基業亦無從說起，因此司馬遷便加入了張良圯上敬履受兵書的故事，嘗試將其思想轉變合理化。
儘管早在宋代，蘇軾就寫了一篇〈留侯論〉，對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但從《史記》中我們也可看到，這故事主要是針對張良行刺秦始皇而發的，認為行刺是下策，只是有勇無謀的人受辱時的一種反應。故此，黃石公（即圯上老人）想挫折一下張良的銳氣，使他能忍得住小怨去成就大事。
更重要的是，圯上敬履代表着張良的覺醒和轉化，那不止是思想或心理上的洗禮──同時張良從此深諳黃老之術，政治、軍事理論水平大幅提高，樹立更遠大的志向，這何嘗不是一種自我救贖？
認清歷史發展趨勢與方向
正如蘇軾在〈留侯論〉所言，「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凡是執法過嚴的君王，他的刀鋒是不好硬碰的，只可待其可乘之機）」。張良圯上敬履受書10 年後，果真如黃石公所預料，天下大變，張良憑着他運籌帷幄的本領，成為劉邦的謀臣，劉邦幾乎所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決策，都是根據張良的建議或得到他的支持，才作出決定。
張良另一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他總能認清歷史發展的趨勢與方向，不為個人得失所局限。其實早在項梁（項羽的叔父）的時期，項梁已同意讓韓國復國，於是封了韓國公子韓成為韓王，張良受封韓國司徒。
儘管後來韓王為項羽所殺，令張良不得不改投劉邦，不過後來劉邦在與項羽對戰時，酈食其獻計大封過去六國君主的後裔，使之對抗項羽，張良肯定知道立六國之後，他一定會當上韓國宰相，可是他依然立刻反對，以免釀成大錯。
這種看清分封已不可行的道理，即使強大如項羽，高明如韓信，至死都沒能明白，就連劉邦其實也是似懂非懂，以致埋下了日後七國之亂的禍根。
所以說，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