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特別行政區，還可以擔當何種角色和發揮什麼功能？官方的說法很清晰，香港應該融入大陸的內需市場，把握「十四五」規劃提供的機遇。這合情也合理，也合乎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難道香港人就只是「經濟人」，只要讓他們看到經濟前景就「諸事大吉」？香港對祖國，真的只可以作經濟上的貢獻嗎？
與中共交易 民主方有機
對港人來說，這是難堪的問題，因為我們把事情搞砸了，錯過了一個向北京和大陸同胞展示民主優越性的大好機會。誠然，從歷史的長遠眼光來看，「反修例之亂」的頭等大罪（cardinal sin）不是令香港的民主發展倒退，而是令大陸的民主發展倒退，因為它壞了民主的名聲（by giving democracy a bad name）。如此反智和反生產（counter-productive），倘若這就是民主，誰想與它為伍，更不要說據為己有。
香港民主派犯的最大錯誤不在策略，而在基本的認知（not strategic but cognitive）。它把中國共產黨當作天敵和仇人，而不是可以做交易的對手和合作的夥伴。他是個我們「可以跟他做買賣的人」（He was a man one could do business with），是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對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評價，這個判斷最終令蘇聯解體，也令冷戰結束。
民主派可以跟中國共產黨合作嗎？當然可以。我們不應低估北京的務實思想（pragmatism）和檢視現實（reality check）的能力。改革開放就是中國共產黨務實思想的產物，以及它在檢視現實之後達致的結論。倘若在香港發展民主不會挑戰共產黨的領導，又帶來穩定繁榮，那香港就會成為北京有效管治的模範和榜樣城市（poster boy），哪有打壓之理？
唯有當逆我 助北京管治
今天香港仍然享有高度自由，中國其他城市只有羨慕的份兒。舉個例，我幾星期前在《亞洲週刊》寫美國紀實作家馬爾科姆（Janet Malcolm），最後一段是「王爾德說：”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我們都活在陰溝，卻有人仰望星星）。這句話應該改為”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but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有人仰望星星，但我們都活在陰溝）。」大陸多個網站轉載這篇文章，卻刪去了上述的最後一段，據說是因為覺得它有含沙射影之嫌。
這就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可貴。港人既有如此可貴的自由，便有責任「對權力講真話」（speak truth to power），而不是做日益強大的中國的啦啦隊隊長（cheerleader）。今日中國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是基於知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向執政者提出的異議（intellectual dissent and reasoned contention）。
這其實正是中國長期以來的管治挑戰：中國之大，令中央的皇權無法伸展至地方。久而久之，欺上變成地方應付中央的「常用法」。目下中國面對的管治問題，很多都源於北京對地方發生的事情沒有充分掌握和真正知情（truefully informed），首先在武漢爆發的新冠疫情就是顯例。
這是港府和港人必須引以為戒的，不要做啦啦隊隊長，更不要做應聲蟲。我又想到王爾德的一句話：「做自己，因為其他人早已名花有主」（Be yourself. Everyone else is taken）。香港要做啦啦隊隊長和應聲蟲，沒有可能比中國的其他城市做得好。只有一個角色，非港莫屬，就是做中國的「逆我」（critical self）。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