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研究危機，尤其是深重的危機，因為在危機中，政府與人民都會千方百計自保，有些平時看不清、深藏在人腦中的人性、價值觀，往往會突然強力地顯露出來，人類行為中的一些規律，可在危機中清楚無誤地看到。
希臘的危機仍未解除，其演變成悲劇的概率近乎100%。當希臘人民以為用最民主的方法——公投，去向債權人說「不」時，投票的結果雖令希臘人民十分興奮，但在同一時間，世界各地的輿論反而在質疑這次欠債者關起門來自己決定毋須理會債權人的追數，是否有任何正面意義。
對手強弱 先予了解
債仔若是有足夠實力，賴債後債主除了本着「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態度，以後再不肯借錢給這債仔外，本來也無可奈何，但希臘意圖靠「民主」力量支持其賴債的同時，原來又有求於人，要繼續借錢，否則經濟便無法維持下去。
有人說其前財長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是博弈論高手，我看此君實乃九流低手，在有求於人時卻故意激怒對方，不撞板才是怪事。果其然，公投後的談判中，債權國提出的條件比之前更苛刻，最大債權國德國的總理默克爾更表明不信任希臘，也不認為她可靠。
此種結局，稍懂博弈論的人都可預見。在談判中，雙方都要掌握對手的弱點，若對方不就範，自己可以採用什麼策略令對方的痛苦最大化，博弈論中稱此為「威脅點」（threat point）。希臘正極待別人打救，其弱點天下皆知，如何可以「惡得出樣」？希臘政府的錯誤策略，港人應「熟口熟面」，香港對於內地的重要性，早已江河日下，但香港若與內地隔絕，則肯定承受不了其災難性的後果；只要是認識中港兩地經濟結構的人都會知道此言非虛。但有部分港人卻昧於時勢，不去思考如何增強自己的實力和鞏固談判地位，反而在過去十餘年中多次挑釁中央政府，此乃犯了博弈的大忌，去年8.31人大偏向苛刻的決議正是必然後果，情況有如默克爾口中所說的對希臘失去信任一樣！只希望香港不會如希臘般上演悲劇。
希臘的悲劇其實帶有規律性。希臘人與世界人民都難免會問，為何在這個發明民主制度的文明古國，民主制度成熟，人民在面對債權人時自覺正義，浩然之氣充斥自己胸中，但卻落得如此下場，被別人當作是無賴？
在芸芸諸國的歷史中，阿根廷的經驗最值得拿來與希臘比較。阿根廷曾有十年時間採用貨幣局制度（上世紀初也採用過，但年代久遠，可暫忽略），披索與美元一比一的掛鈎，這與希臘加入歐元區、使用歐元、放棄自己的貨幣與匯率政策，在學理上十分接近。
阿根廷十多年的經濟危機源於政府大花筒，連年赤字，與希臘又何其相似！在阿根廷危機爆發時，政府驚惶失措胡亂出招，使危機更惡化，暴動出現，其總統要倉皇辭廟，這會否預示希臘當今政府的下場？阿根廷在危機中放棄貨幣局制度，最後經濟得以復甦，這是否意味着在條件不足下把自己貨幣與別國掛鈎或參與貨幣同盟的國家，要把鈎脫掉才能自救？
阿國經濟 飽經跌宕
這裏簡略介紹一下阿根廷的經濟史。
19世紀初阿根廷脫離了西班牙獨立後，要到1862年後才有較穩定的全國性政府。當時其政府十分依靠多印鈔票去應付開支，但貨幣量增加會引致通脹，人民擁有的貨幣購買力下降，這等於把人民財富乾坤大挪移轉到政府口袋中，此之謂「通脹稅」也！
大約從1880年開始的50年內，阿根廷經濟卻是意氣風發，增長迅速，1905年的實質總 GDP 是1880年的7.5倍，其增長速度，幾乎可追上近年的中國。1905年，阿國人民的人均收入已等於美國人民的80%，與歐洲處於同樣級別；其增長的成功，主要不是靠引入先進的政策，而是得力於冰箱與火車的發明與應用。
阿根廷盛產牛肉與糧食，我在1998年5月與關蔭強教授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與其中央銀行和學界的專家交流貨幣局（香港的聯繫匯率正是貨幣局制度的一種）的經驗，晚飯時不忘飲酒食肉，但覺其紅酒與牛肉果然名不虛傳，其味無窮。有了冰箱與火車後，阿國的優質糧食牛肉可運至世界各國，大賺其錢。
20世紀初的阿根廷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其後此種增長動力日漸減弱，1929至1932年歐美經濟大蕭條，阿國出口減慢，GDP 掉了四分之一，政府推行「入口替代」，用關稅減少進口，其經濟光芒日漸消褪，1941年其人均 GDP 已跌至美國的50%，1985年更跌至30%。
從上世紀40到80年代，阿根廷不斷經歷着金融的不穩定，政府超支是直接原因，但其政策上較深層的原因，正如麻省理工的當布斯（Rudiger Dornbusch）所曾指出的，是經濟政策不但錯誤，而且在討好人民的民粹福利政策與改革政策之間左搖右擺，令人民失去信心，把財富轉移國外，並盡量逃稅。
財政收入不足以支付巨大開支時，政府唯有又靠開動印鈔機發行鈔票，無論在民粹的貝隆黨或軍事獨裁政府執政時都擺脫不了這一命運。1975至76年間，以及1985年初，通脹率均達到2,000%以上！當通脹率「只」在100%，已視作「溫和」了。這便是依靠超級通脹去支付福利開支的後果。在此等政策下，匯率也不斷大幅波動。
財赤通脹 揮之不去
1991年是轉捩點。1989年當選總統的貝隆黨員敏能（Carlos Menem）委任卡法友（Domingo Cavallo）當經濟部長。卡法友是哈佛出身的經濟學家，在阿國很有聲望，他於1991年4月1日推出一套兌換法，正式採用貨幣局制度，披索與美元匯率訂定在一比一，而且與香港一樣，要有一美元的儲備才能發行一披索的貨幣；中央銀行放棄貨幣政策的主動權，政府再也不能靠通脹稅去支付開支。此外，卡法友又推出一系列的自由市場化和減稅政策。
卡法友十分成功，阿根廷的通脹從1990年的2314%急降至1994年的4%，實質 GDP 也急升，1991與92年均錄得超過10%的增長，93與94年也有近6%，95年則受累於墨西哥金融危機，回落2.8%，其後兩年，續有不錯增長。不過，匯率掛鈎所帶來的代價亦開始浮現，美元匯價從1995至99年上升，帶動披索升值，不利出口，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後的俄羅斯和巴西均出現金融危機，也日漸造成困難。1999年9月，阿根廷國會通過財政責任法，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但其成效不足，政府欠債日增，2003年欠債更一度超過 GDP 的160%。
1999年12月新總統上任，但阿國財赤嚴重，已引起 IMF 的注意。有了貨幣局後，阿根廷不能靠印鈔票支付開支，通脹是控制住了，但大花筒習慣一天不改，赤字與欠債必不可免，過了一段時間後，爆煲便在眉睫。
新總統魯亞（Fernando de la Rua）本來屬於激進黨派，但在巨債面前，一樣要面對現實，不得不削減開支；但其政府貪污盛行，債務上升的勢頭總是遏不住。2001年3月，魯亞又再找回卡法友當經濟部長，主持大局，但卡法友這回卻是水準大跌，他眼見披索與美元掛鈎，匯價太強，不利出口，也不利政府積累外匯儲備，所以於6月乾脆把披索與一籃子美元和歐羅（各佔50%）掛鈎，這樣做的即時效果等於把披索貶值7%。
貨幣局的成敗要視乎人民對其匯價有無信心，這樣一貶值，市場對貨幣局的信心立時動搖，阿國經濟兵敗如山倒，IMF 雖有提供協助，但多種招數均無法力挽狂瀾。11月30日，魯亞政府眼見中央銀行儲備一天內急跌20億美元，唯有宣布以後銀行存戶每月最多只可提取1000披索（這與希臘何其相似！），這引發到處有人示威抗議，IMF 決定落雨收傘，停止一筆貸款。12月7日，政府宣布無法保證可償還外債（與希臘又一相同處）；12月13日，公布失業率升至18%，全國出現大罷工，超級市場搶掠；12月19日卡法友辭職，20日魯亞辭職逃跑，但暴動已有28人死亡。
接着有一位只當了幾天臨時總統的仁兄離任後， 貝隆黨參議員杜哈德（Eduardo Duhalde）當了總統。他上任幾天後，於1月6日宣布正式廢除貨幣局制度，把披索貶值29%，但銀行擠提不止，披索繼續貶值，要到匯率超過2披索兌1美元時才逐步穩定下來；剛好國際商品價格上升，有利阿根廷，其政府又推出擴張性政策，經濟復甦，2003至2007年這5個年度，GDP 每年有9%的增長。不過，從2010年開始，政府財赤又再出現，去年財赤便達 GDP 的2.5%。
審慎理財 重中之重
上述經歷，說明了幾點重要事實：
第一，如果政府不懂審慎理財，只懂討好人民， 後果可以很嚴重，財赤會帶來經濟崩潰。在自由兌換的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可印鈔票，這會以超級通脹的形式出現。在貨幣局的固定匯率制下，政府不能靠通脹稅，這會令政府欠下難以償還的巨債。
第二，若固定匯率行不通，可放棄此制度，把貨幣大幅貶值，這會在短時間內造成痛苦，但卻終有利出口，暫時挽救到經濟。希臘如果脫歐，可能是正確的出路，但短線後果會十分痛苦。
第三，若政府無能，管治失效，逃稅嚴重，政府必要先改革流弊，否則終有後患。
我過去十多年都有教授「香港經濟」課，在討論聯繫匯率一節時，總會提到2001年佛利民與蒙岱爾關於歐羅的辯論，其實佛利民於1997年的另一篇文章中早已看淡歐元前景。他認為搞貨幣局或如歐元般的貨幣聯盟，必需一些前設條件才有望成功；香港基本上符合這些條件，歐洲卻不然，阿根廷也不適合。歐元區最大的問題是政治，歐元本意是要把歐洲各國拉在一起，減少各國的衝突，但勉強為之，卻會把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弄得更糟。證之於今天希臘與歐盟的關係，能不對佛老有如目睹的洞見佩服乎！
我喜歡欣賞探戈舞表演，覺得舞者的動作激烈， 往往突然改變方向，大幅擺動，正是對其下一步「估佢唔到」。在政府長期入不敷支的情況下，阿根廷的經濟政策也如探戈舞般急劇擺動，但其結果卻是遠不如探戈般令人賞心悅目了。希臘現在的表演雖也令人目不暇給，但複雜的情節，卻不能令悲劇變成喜劇。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