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連天烽火」與「遍地弦歌」，這本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情景，而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織成撼人心魄的樂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薦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所撰《閱讀史》中的一幅照片：1940年10月22日倫敦遭德軍轟炸，很多房子倒塌了，這間西倫敦荷蘭屋圖書館，牆壁也已傾頹，地下滿是磚石，竟然有人不顧敵機剛剛離去，又在書架前翻檢自己喜愛的圖書。我說：這固然是對抗厄運，堅信未來，但也不妨解讀為：「閱讀」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為生命存在的標誌。
西南聯大教授的合影
後來，我終於找到一幅可與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聯大教授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的合影——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體時間及地點，以便將其作為抗戰中意氣風發的中國讀書人的象徵。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我提及這幅照片：「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今天的中國大學，從校園建築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飛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乾淨與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種由內而外、充溢於天地間的精神力量。
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含着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歷朝歷代，凡狼煙四起時，最容易遭受毀滅性打擊的便是手無寸鐵的師生及學校；只有當戰亂平息，統治者才有心思在滿目瘡痍的廢墟上重建教育。
借用建安八年（203）曹操所下《修學令》：「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中國歷史上幾次影響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實際效果而言，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轉移，但從未有過在戰爭中為保存文化而有計劃、成建制、大規模地撤退學校的壯舉。抗戰中中國大學之所以沒被炸垮，還能弦歌不輟，乃中央政府、後方民眾以及大學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國未有，同時期歐美各國也談不上——那是因為，美國遠在天邊，不太受戰火影響；英國雖被轟炸，國土未被入侵；法國全境被占領，大學無處可遷；唯有前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只是因各大學在外流徙時間不長（以莫斯科大學為例，1941年10月遷離危城，1943年春勝利回歸），沒能像西南聯大等中國大學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出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談及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貢獻，容易說的，是有形的，如培養人才、推動科研以及投身戰場；不太好說的，是無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何凸顯某種高貴的精神氣質。具體說來，硝煙彌漫中，眾多大學師生之弦歌不輟，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而在中國大學日漸富有、也日漸世俗化的今日，談論那些已經隱入歷史深處的、「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的西南聯大等，也算是「別有幽懷」。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
我曾提及：「跟專業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問題意識，首先是解決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後才是史學價值的追求。不過，一旦進入具體課題的實際操作，我還是努力保持史家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的風格。我說過，在中國，爭辯教育得失，不專屬於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承擔的權利與義務。我已出版的幾本小書，大體上都是實踐這一諾言，即便不夠專業，起碼也是認真思考的產物。「因專業背景的關係，我談晚清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大學，最為拿手當行；其次便是對於當下中國教育改革大潮的評論——思考不見得周全，但洞見還是有的。至於中間這一大塊，我之選擇「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是希望兼及史學研究與現實關懷。
說起來，關於「戰爭中的大學」這個題目，我醞釀了好長時間，只是多為演說或短論，不太能端上台面，只好任其散落各處。
記得我最早談論這個問題，是1997年1月為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刊《中古文學史論》所撰跋語，其中提及：「南渡的感時傷世、魏晉的流風餘韻，配上嵇阮的師心使氣，很容易使得感慨遙深的學子們選擇『玄學與清談』。40年代之所以出現不少關於魏晉南北朝的優秀著述，當與此『天時』『地利』不無關聯。「對於西南聯大乃至所有內遷大學的教授及學生來說，「南渡」既是學術對象，也是文化氛圍，更是精神傳統——時至今日，我仍堅持這一發現。另外，談內遷大學的教學及科研，既充分肯定其業績，也不盲目拔高，理解各專業領域所受戰爭的影響不同，體貼學者們是如何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如此觀察與評論，兼及政治史、學術史與教育史，使得我談抗戰中的中國大學，可與此前此後的大學史論述血脈相連。
三年後，我發表題為《過去的大學》的短文，談西南聯大極為嚴苛的圖書借閱制度，以及教授會在動蕩年代所發揮的作用。前者是為了渲染大學的艱難處境，後者則凸顯聯大如何「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但撰寫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推介六卷本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對我本人來說，從中得到的最大好處是，熟悉西南聯大這些瑣瑣碎碎的檔案資料，必要時可以手到擒來。
又過了兩年，我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吳宏聰與西南聯大的故事——吳宏聰先生的〈向母校告別〉及相關照片》，文章引述了我在中山大學讀碩士期間的指導教授吳宏聰先生的來信及文章，討論西南聯大的學術品格。吳先生乃西南聯大中文系助教，此前幾年曾贈我精心保存的離開昆明前全系師生的合影，這回又專門撰文回憶那天拍照的情景，實在難得。此拍攝於1946年5月3日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全體師生合影」，以及吳先生所描述的拍照前後的故事，是我每回演講中國大學內遷歷史時都要演示的。
可我真正認真對待此話題，是從2007年開始。那一年，因參加宗璞先生從事文學創作60周年座談會，我發表《小說家眼中的西南聯大》，談及借文學作品了解西南聯大，最值得推薦的是鹿橋的長篇小說《未央歌》，汪曾祺的系列散文（如《泡茶館》《跑警報》《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西南聯大中文系》《翠湖心影》等），以及宗璞的《野葫蘆引》。帶有總論性質的，是以下這段話：「鹿橋的小說側重『青春想像』，汪曾祺的散文則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為頗具『史家意識』，其系列長篇立意高遠，氣魄宏大。「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那時僅出版了前兩卷（《南渡記》，1988年；《東藏記》，2001年），我預言，倘若計劃中的《西征記》《北歸記》能順利完成，並保持前兩卷的水準，那麼，宗璞作為小說家的地位將大為提升，其在文學史上的既定評價也勢必改觀。
約略與此同時，中山大學為中文系老系主任、西南聯大校友吳宏聰先生做90大壽，我提前撰寫了長文《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請《21世紀經濟報道》及時刊出，且送到了祝壽會場。此文主要談論吳宏聰、王瑤、季鎮淮是如何飽含深情地追憶他們各自的導師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並借此呈現他們對西南聯大的想像的。
（待續）
節選自《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陳平原著
原文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